假訊息不是網路時代才有的東西。國家支持的隱蔽影響力行動一百年前就開始了，開創者是剛奪權不久的布爾什維克政權。這是一篇 CIA 官方期刊的書評，一邊講這一百年是怎麼走過來的，一邊講今天的美國政府反制起來為什麼這麼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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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說明
本文翻譯自 CIA 官方期刊《Studies in Intelligence》第 64 卷第 1 期（2020 年 3 月）「情報與公共媒體」（Intelligence in Public Media）專欄的一篇書評，原文 PDF 在此。書評同時評論兩本書，作者化名 J. E. Leonardson，自陳是 CIA 分析局的分析師。
受評書目：
- Active Measures: The Secret History of Disinformation and Political Warfare，Thomas Rid 著（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20），Kindle 版。
- Information Wars: How We Lost the Global Battle Against Disinformation，Richard Stengel 著（Grove Atlantic, 2019），355 頁。
以下為譯文。
Active Measures
我們活在一個假訊息的時代。不論往哪裡看，陰謀論、編造的故事與赤裸裸的謊言似乎都在跟自由民主傳統所信奉的客觀與真相互相競爭，而且往往佔上風。許多人認為這大致上是個新現象：過去一二十年間，網際網路給了惡意行為者前所未有的新工具，這種事才跟著冒出來。但事實並非如此。國家支持的隱蔽影響力行動（有別於公開的公共事務作為或公開宣傳）始於一百年前，開創者是當時剛成立的布爾什維克政權。有兩本新書回顧了這些行動的歷史，以及民主社會在反制上面對的挑戰：一本出自一位在德國出生的政治學者，另一本出自一位曾任美國主管公共外交與公共事務的國務次卿的官員。
Thomas Rid 的《Active Measures》是一部涵蓋過去一百年假訊息與影響力行動的通史。Rid 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院，他從「信託」（the Trust）講起，那是契卡（Cheka）在 1920 年代初為了摧毀流亡海外的沙皇派反對勢力而執行的一場非凡行動。接著他順著蘇聯與俄羅斯的假訊息行動，一路走過四個主要階段：1920、30 年代草創而奔放的影響力行動；冷戰前半段專業化的操作；1970、80 年代龐大而官僚化的主動措施；以及 1990 年代短暫沉寂之後，轉向今日以網際網路為基礎的行動。由於蘇聯在創造這種政治戰形式上居主導地位，Rid 的歷史敘述以莫斯科為中心，不過他也補充了不少關於 1950 年代美國在柏林鮮為人知的行動。奇怪的是，Rid 對「文化自由議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以及 CIA 其他支持西方反共知識份子的行動卻著墨甚少。
Rid 強調，蘇聯最成功的資訊行動並不完全倚賴謊言或偽造文件。相反地，它們通常以真實資訊為底，再靠這份真實讓少量摻進去的假內容顯得可信。全書最精彩的部分，是 Rid 逐一描述個別行動、說明這套方法在實務上怎麼運作的段落。其中一個著名案例是 KGB 洩露 Robert Lee Johnson 竊取的文件。Johnson 從 1960 年代初擔任美國陸軍駐歐洲信差時起就為俄國人從事間諜工作，直到 1964 年被捕。到了 1960 年代後期，KGB 把 Johnson 交出來的文件影本洩露給左翼記者，內容是美國在歐洲動用核武的應變計畫；蘇聯自己只動了一個小手腳，加上一段「授權」當地指揮官在友邦與中立國使用小型核武的文字。美國政府聲稱莫斯科散布的是偽造文件，卻因為擔心違反自己的機密分類規定，始終不肯指明整批文件裡哪一部分是假的，等於把整個場子讓給了蘇聯。
這批文件流傳多年，給了 KGB 一座 Rid 所稱的「假訊息金礦」，利用反美與反核情緒在西方社會製造分裂。這次行動還有一點也很典型：被利用的那些記者，既不是 KGB 特工，甚至未必同情莫斯科，只是反美到對寄進信箱的東西不會多問幾句。有一家雜誌寫道，就算文件中含有偽造成分，它們也「夠接近真相，足以被接受」，這是 truthiness（真相感）一詞出現之前的 truthiness。
蘇聯不斷精進「洩密加偽造」這套手法，也不斷透過輕信的記者，去操作西方政治與文化中既有的偏見、猜疑與裂縫。Rid 敘述 KGB 在 1980 年代如何散布「美國政府製造了 AIDS 病毒」這項說法，尤其發人深省。他指出，指控政府為罪魁禍首的說法，最早出現在 1983 年的美國同志社群運動者之間；這些人深深不信任當時的政治體制，認為它把自己當成棄民。KGB 當時急著轉移世人對蘇聯在阿富汗使用化學武器的注意力，一看到機會，很快就把這個說法植入一份印度報紙：他們寄出一封署名「知名美國科學家」的匿名信，把 AIDS 的故事放進 1960、70 年代美國政府不道德醫學實驗的歷史脈絡中，讓 AIDS 看起來只是這一連串事件的最新一樁。
這個說法花了好幾年才進入西方與美國的主流媒體，但到了 1987 年，靠著「不厭其煩的反覆散布」（tireless repetition，也就是認知心理學所說的 illusory truth effect／虛幻真相效應：同一說法重複曝光，會提高它被判定為真的機率），它已經從印度傳到美國的邊緣運動圈，最後透過一家大型電視網的「黃金時段晚間新聞」送進「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家庭」。除了同志社群之外，Rid 也描述這個故事在非裔美國人之間格外能引起共鳴，因為這個社群一直記得自己曾經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被拿去做醫學實驗。整體而言，他的結論是：AIDS 這則故事很可能是 1980 年代最成功的一次主動措施。
此外，從 1960 年代起，蘇聯還動員了集團內其他情報機構協助行動。沒有人會意外，東德人是其中最有效率的；Rid 對幾項史塔西（Stasi）與其對外情報機構 HVA 的行動做了頗具參考價值的概述，這些內容對美國讀者，尤其是蘇聯集團瓦解後出生的世代，大概相當陌生。
《Active Measures》寫冷戰時期的案例寫得極細，這反映出 Rid 研究做得紮實。他結合了解密的 CIA 檔案與莫斯科公布的文件（包括 SVR 的官方史），加上東德與其他前東歐集團國家檔案中的材料，以及對退休東歐情報官員的訪談。由於集團內各情報機構合作密切，某些仍鎖在莫斯科、或被某一個東方情報機構銷毀的文件，往往能在另一個國家的檔案裡找到副本。
可惜的是，《Active Measures》最後一部分談的是資訊行動近年轉向網際網路，這部分的內容多半來自媒體報導，因此缺少檔案研究所能提供的深度。即便如此，Rid 還是提出了不錯的觀點，首先是這個觀察：以網際網路為基礎的行動，依然沿用洩露真實資訊（摻入少量偽造）的經典手法，洩露的對象是急著搶新聞而不多加追問的記者、WikiLeaks 這類反美的協力者，以及更廣大的一群閱聽人，他們想替自己的信念找佐證，或替自己的不滿找支持。這類行動有不少也是由業餘的代理人執行，例如俄羅斯「網路研究機構」（IRA）裡整天在社群媒體上發文的年輕網軍，而不是專精主動措施的情報官。
Rid 對網際網路行動效果的評估同樣切中要害。假訊息不再需要像 AIDS 那次行動那樣，等上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才傳開；如今它從網路的偏遠角落擴散到主流媒體只需要幾天，甚至幾小時。Rid 舉了一個例子：《紐約時報》報導了 IRA 在 2016 年大選期間製作的一則抹黑希拉蕊·柯林頓的廣告，結果導致「數十家國內外新聞機構」跟進報導，並轉載了那張圖片。
他的結論是，這件事「正好說明了假訊息行動的實際效果，其實是主流媒體的報導製造出來的……社群媒體其實提高了傳統新聞業作為假訊息行動放大器的重要性」（強調處為原文所有）。Rid 還指出，媒體環境的變化也對傳統的高品質新聞機構造成影響。過去會仔細查證的記者，如今「被快到喘不過氣的新聞循環磨得筋疲力盡，〔因此更〕願意報導來源可疑的洩密與爆料材料」。確實，近期的 Covid-19 疫情會創造出多少這樣的機會，可想而知。
Information Wars
與 Rid 的分析取徑不同，Richard Stengel 的《Information Wars》是一本個人回憶錄，記錄網路行動時代的公共外交。事實上，Stengel 這本書是三本書合成一本。第一層是這位前國務次卿在國務院任職期間的自述。Stengel 原是《時代》雜誌總編輯，2013 年國務卿 John Kerry 親自邀他接下公共外交的職務。熬過任命同意程序（這過程本身就值得寫成一篇短回憶錄）之後，Stengel 來到華府，面對的是多重挑戰：國務院那套公共外交機器在社群媒體與 Twitter 的時代已經嚴重落伍，他得讓它現代化，而且得在 ISIS 與隨後俄羅斯這兩路精密宣傳攻勢之下完成。說得保守一點，這件事難度極高。
Stengel 談國務院時，多半圍繞著他認為這個機構在體制上的問題打轉。他在國務院始終沒有歸屬感，也始終沒有擺脫身為外來者的感覺，這反而讓他能用毫不留情的批判眼光看待它。在他的敘述裡，這是一個觀察世界、而不是動手去形塑世界的地方；在這裡，開會本身就是目的；幾乎任何一位官員都能擋下一項政策倡議；政策決定也從來不算定案，永遠可以拿出來重新爭論一遍。在 Stengel 看來，國務院裡有少數官員積極進取、致力完成任務，但他認為多數人是謹慎的職涯經營者，最在意的是安排自己的下一個職位。更糟的是，他主張這套體制浪費人才。談到外交人員派駐任期偏短時，他寫道：「如果我花兩年訓練一名記者說中文，我會希望這傢伙在上海待超過三年。」（頁 14）
第二層，《Information Wars》是一本關於數位假訊息與反民主宣傳新世界的入門讀物。這是全書最沒有資訊量的部分，原因無他：Stengel 對主動措施的理解流於表面。他所指出的許多事情，例如假訊息的基本戰術就是指控對手做你自己正在做的事、散布不實故事、不斷重複毫無根據的指控，都是數十年前就已經知道的事；幾乎看不出 Stengel 知道主動措施有這麼長的歷史，他也不清楚蘇聯及其盟友在冷戰期間怎麼操作，更不用說美國當年如何反制與反擊。（平心而論，Stengel 不是唯一如此的人。我在 2015 年參加過一場會議，與會的國安會幕僚想請教如何反制俄羅斯的主動措施，而現場顯然沒有人知道這段歷史。）
Stengel 回憶錄的第三條線索，反映的是他對美國政府能力的悲觀看法。恐怖分子與獨裁者能比以往更快、更有效地散播謊言，國務院在處理這個問題上困難重重，這些都不是新聞。但可惜的是，Stengel 認為整個美國政府已陷入癱瘓，連動員自身龐大資源的一小部分來打一場資訊戰都做不到。敵意訊息跑得太快、太靈活，美國的官僚體系根本不可能跟上：IRA 的網軍要發一則推文，不必先跟哪個部門或哪個機關協調。即便如此，到歐巴馬政府的最後幾個月，Stengel 仍為自己取得的有限進展感到自豪，特別是強化了國務院的訊息傳播能力，以及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建立反制 ISIS 的夥伴關係。Stengel 擔心 2016 年總統大選的結果會讓他的許多心血付諸東流。他一直相信美國是那座啟迪人心的山巔之城，但「如今它似乎已經不在了」。（頁 286）
總結
這兩本書的觀點不同，各有各的價值；任何讀過它們的人，都會開始思考該拿失控的不實資訊怎麼辦。Rid 沒有提出明確建議，但忠於他的學術本色，他在《Active Measures》結尾談的是：學界後現代主義興起、否定絕對真理，跟假訊息問題日益嚴重之間有什麼關聯。Rid 認為，記者已經變得「不是無力、就是不願意依據資料本身的價值，或依據一段大體上已被遺忘的歷史脈絡來評估資料」。這暗示著，如果要他提出解方，那會從設法讓知識氛圍重新回到傳統自由民主價值與歷史教學開始。
Stengel 身為政策圈老手，尋求的是更聚焦的解方。他的多數提案，包括媒體機構提高透明度、改革網路廣告做法並禁止點擊誘餌報導、用人工智慧過濾造假內容，聽起來都有用，但這些做法要繞過去太容易，恐怕撐不了多久。更有希望的是他呼籲改革《通訊端正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該法目前讓網路平台對使用者在其網站上發布的內容免於訴訟。他認為，把 Facebook、Twitter 及各種內容聚合平台當成傳統出版者來看待，將迫使它們開始認真管理內容，這會是對抗假訊息這場瘟疫的重要第一步。
Rid 與 Stengel 共同的言外之意是：要讓記者更了解資訊行動如何運作、不再這麼容易被操弄，還有很多事要做。這絕不容易，因為它需要情報機構、記者與科技從業者克服彼此的猜疑，長期合作下去。但無論困難多大，《Active Measures》與《Information Wars》都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論證：民主社會必須採取認真的行動，正視並降低假訊息與敵意影響力行動的效果。
原文附註
書評者：J. E. Leonardson 是 CIA 分析局一名分析師的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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