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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操弄在操弄什麼？從演算法、鞭刑公投到米塞斯的「行動與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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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9 月 7 日，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在 Threads 上發了一則短文。他的論點很直接：社群媒體被設計來最大化一件事，就是參與度；而最能驅動參與度的情緒是憤怒與恐懼，因為人在這兩種情緒裡最無法移開目光。（原文）

他在最後丟出一個問題：讓大規模公共對話成為可能、讓民主得以運作的技術，如果反過來讓我們彼此敵對，會發生什麼事？

讀完這段，我先想到的是一部電影裡的老電腦。螢幕上一張扁平的臉，用平靜的語氣解釋人類為什麼會自願交出自由。順著這個聯想往下走，會經過一位蘇聯叛逃者、一位美國前總統，最後停在台灣今年的鞭刑公投，和一位奧地利經濟學家。

這篇文章想回答的是：情緒操弄到底在操弄什麼？我的答案是，它把人從經過思考的「行動」，推回不經思考的「反應」。威權需要這件事，演算法無意間在做這件事，而政治人物只要順勢收割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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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憤怒跑得最快

哈拉瑞的說法有實證支撐，而且數字比直覺更誇張。

2021 年，Rathje、Van Bavel 與 van der Linden 在 PNAS 發表一項研究，分析了美國新聞媒體帳號與國會議員在臉書和推特上的 2,730,215 則貼文。結果發現，談論對立陣營的貼文被分享的次數，約是談論自己陣營的兩倍。每多一個指涉對手的字詞，貼文被分享的機率就提高 67%。

這個「外群體效應」約是負面情緒字眼的 4.8 倍、道德情緒字眼的 6.7 倍。演算法最獎勵的是「我們對抗他們」，情緒強度反而是次要的。這類貼文最常收到的回應是「憤怒」表情。

平台自己知道嗎

2021 年臉書吹哨者 Frances Haugen 揭露的內部文件，讓我們看到演算法內部的邏輯。臉書在 2017 年把所有表情回應（愛心、哈哈、哇、難過、憤怒）設為按讚的五倍權重，理由是按表情比按讚多花一步，代表貼文留下更強的情緒印象。

要公平地說，這不是臉書特別挑出憤怒加權。愛心的使用量遠多於憤怒，約是後者的二十多倍。但內部資料科學家在 2019 年證實，引發憤怒表情的貼文，更容易夾帶錯誤資訊、有毒內容與低品質新聞。臉書在 2018 年把所有表情的權重降到四倍，2020 年再把憤怒單獨降到 1.5 倍，同年 9 月降到零；降到零之後，使用者看到的錯誤資訊與暴力畫面確實減少了。

沒有人在會議室裡決定「讓大家生氣」。有人決定的是「強烈情緒等於有價值的互動」，憤怒順著這個邏輯被放大。

憤怒的盡頭是仇恨

以色列政治心理學家 Eran Halperin 對群際情緒的研究，區分了憤怒與仇恨。憤怒針對的是對方的行為，背後還隱含著「對方可以被糾正」的期待；仇恨針對的是對方的本質，把對方妖魔化，認為對方的存在本身就是有罪的，於是目標從糾正變成排除。

Rathje 研究裡那 67% 的分享加成，獎勵的就是把對手本質化的語言。而這股聲量，往往來自很少數的人：皮尤研究中心 2019 年發現，約 6% 的美國成年推特使用者產出了 73% 提及全國政治的推文。我們看到的「對方陣營」，常常只是對方陣營裡最積極表達意見、聲量也最大的那一小撮。

還有貪婪

貪婪的運作方式不太一樣。它很少靠公開轉發擴散，而是一對一地起作用：假冒名人的投資廣告、飆股群組、加密貨幣拉盤，鎖定的都是「我也想不勞而獲」的念頭。平台本身也借用了類似的機制，按讚、通知、下拉刷新都是「變動獎勵」，和吃角子老虎機的原理相同。憤怒讓內容被分享，類似賭博的獎勵讓人一直滑下去。

一個必要的保留

社群媒體是不是民主撕裂的「病根」，學界並無共識。美國的政治極化在社群媒體普及前就開始上升，而且成長最快的是最少上網的高齡族群（Boxell、Gentzkow、Shapiro,2017）。2023 年 Meta 與學界合作的大型實驗，在 2020 年大選期間把部分使用者的動態改成時間排序，或減少同溫層內容，結果改變了他們看到的東西，卻幾乎沒有改變他們的政治態度。

比較穩健的說法是，社群媒體放大了既有的裂痕，但裂痕在它出現之前就在了。後面談到台灣時，這一點會再用到。

劇本：用混亂換取服從

索拉的告白

2014 年的《美國隊長 2：酷寒戰士》裡，美國隊長和黑寡婦在一座廢棄軍事基地的地下室，找到一台老舊的大型電腦。九頭蛇科學家阿尼姆·索拉的意識被保存在裡面。他向兩人說明，九頭蛇最初的信念是人類無法被託付自己的自由，但他們發現，強行奪走自由只會招來反抗。人類必須自願交出自由。

於是九頭蛇寄生在神盾局裡七十年，暗中餵養危機。索拉的結論是：

「九頭蛇讓世界亂到極點，人類終於甘願拿自由去換安全。」

他接著說，等「淨化程序」完成，九頭蛇的新秩序就會到來。淨化指的就是清洗。執行的工具是「洞察計畫」：一套由索拉寫的演算法，分析每個人的銀行紀錄、社群媒體、投票傾向與教育背景，算出誰在未來可能威脅新秩序，再由空中母艦一次清除。用片中的話說，就是用一個人的過去預測他的未來。

「淨化」這個詞把一場屠殺包裝成程序名稱。操弄者很少直說「交出你的自由」，他們說安全，說正義。

貝茲梅諾夫的四個階段

索拉是虛構人物，但他的劇本有真實的冷戰版本。1970 年在印度叛逃的前蘇聯新聞社工作人員尤里·貝茲梅諾夫，1984 年接受 G. Edward Griffin 訪談時，描述了他所說的「意識形態顛覆」四階段：

  1. 道德瓦解：15 到 20 年，也就是教育一代學生所需的時間，讓社會失去判斷是非真偽的共同標準。
  2. 動盪：2 到 5 年，針對經濟、外交與國防等基礎結構。
  3. 危機：最多只需 6 週，帶來權力、結構與經濟的劇烈變動。
  4. 正常化：新政權掌權，可能無限期延續。

使用這個框架要很小心。貝茲梅諾夫在 KGB 國安情報體系內的層級不高，他的具體說法多半無法獨立驗證；訪問他的 Griffin 本人長期推廣陰謀論，而這段訪談後來也主要在美國極右派圈子裡流傳。更根本的問題是這個框架幾乎無法證偽：任何社會矛盾，都能被解讀成「敵人顛覆的第一階段」，於是很容易被拿來把國內的政治對手貼上「被滲透」的標籤。

拿它來描述威權怎麼利用既有裂痕還可以，拿來解釋一切分歧就過頭了。

尼克森的革命配方

貝茲梅諾夫提供了步驟，但沒有說清楚人為什麼會走進去。這一塊，尼克森 1980 年在《真實的戰爭》（The Real War）裡講得更透徹。他寫道，蘇聯人在混亂、迷惘和恐懼中如魚得水，因為他們深知人在絕望處境下會訴諸絕望的手段：

「當人們陷入恐慌時，只要許下會帶來穩定秩序的承諾，會讓暴政也顯得極具魅力。」（譯文全文）

尼克森還描述了另一個細節：職業革命家會隱身幕後，讓真正的愛國者、民族主義者、理想主義者衝在前線，等舊秩序崩解再接手。這一點，等一下談台灣時會再回來。

恐懼喚醒的是誰

學術研究大致支持「失序讓人渴求強人」的說法，但機制更細緻。佛洛姆 1941 年的《逃避自由》分析過，經濟崩潰與不確定感讓德國群眾寧可把自由交給權威，以換取安全感。政治心理學家 Karen Stenner 在《威權動力學》（The Authoritarian Dynamic）裡則指出，並不是所有人在混亂中都會擁抱強人。具有威權傾向的人，平常和其他人沒有太大差別；只有在他們感到社會秩序與共同價值受到威脅時，這種傾向才會被啟動。

恐懼不會把所有人均勻地推向獨裁。它喚醒的是社會中原本就存在的那一群人，並讓他們的聲音突然變得很大。

索拉的演算法不需要索拉

把哈拉瑞、索拉和貝茲梅諾夫放在一起，會發現他們描述的是同一個機制的不同版本。

哈拉瑞講的是「沒有人設計」的版本。演算法只是在最佳化參與度，碰巧發現憤怒和恐懼最有效。他在《連結》（Nexus）裡舉過緬甸的例子：臉書沒有人想煽動對羅興亞人的暴力，但推薦系統放大了仇恨內容。這裡沒有誰在策劃，只有誘因。

索拉和貝茲梅諾夫講的則是「有人設計」的版本：混亂是刻意製造的，目的是讓人自願交出自由。這是敘事上最吸引人的版本，也是最容易被濫用的版本，因為它讓人把一切裂痕都歸咎於幕後黑手。

現實比較可能落在兩者之間。平台追求參與度，政治人物追求選票，境外勢力追求分裂；三方不需要開會，也不需要彼此知情，各自逐利的結果，加總起來卻很像索拉的劇本。演算法負責放大恐懼，收割者只要在恐懼最高的時候，端出最能承接情緒的方案。

這也是尼克森那段話真正的提醒：衝在前面的人通常是真誠的。憤怒的家長、受害者的家屬、看到新聞氣到發抖的普通人，他們的情緒都是真的。收割的人不必製造憤怒，只要站在他們身後就好。

比起真正的陰謀，這種結構更難對付。陰謀有主謀可以揭穿，誘因結構沒有。

台灣現場：鞭刑公投

犯罪、兒童、性、懲罰，正是 Stenner 所說最容易觸發「秩序受威脅」感的議題類型。台灣近年的廢死爭議、虐童案、性平教育、毒品防治，都反覆在選前被推上檯面。其中結構最清楚的一個案例，是今年的鞭刑公投。

事情經過

2026 年 4 月 13 日，國民黨立委洪孟楷等人宣布推動「鞭刑公投」，52 位國民黨立委全數連署，鎖定性侵、凌虐幼童與高額詐欺等犯罪。8 月 14 日，提案在立法院以 52 比 51、一票之差通過；民眾黨 8 席立委全數未投票，理由是黨內對鞭刑看法不一，決定團進團出、一致棄權。

8 月 28 日，中選會否決此案。七名委員意見一致，認為主文要求「制定法律」，屬於立法原則的創制，而非公投法規定的「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也有委員指出鞭刑可能牴觸兩公約禁止酷刑的規定。同一場會議通過了「廢除非核家園」公投，將與 11 月 28 日的九合一選舉同日投票。之後，洪孟楷改提刑法修正案，主張由法院對重大性暴力、毒駕、虐童致死致重傷、重大加重詐欺等犯罪，宣告鞭打 3 到 12 下。

兩邊最強的論點

支持方的論點值得認真看待。民怨是真的：台灣民間反詐騙協會的民調顯示，84.7% 的受訪者支持對重大詐騙、虐童、性侵引進鞭刑或至少正式評估。國民黨團譴責中選會「再次沒收人民公投權」；法律學者楊智傑也指出，2019 年公投法修正後約 21 件提案只通過 4 件，批評委員以公投法沒有定義的「立法原則」、「重大政策」等理由擋案。中選會的守門角色，本身已經成了政治戰場。

反對方則指出，鞭刑在國際上普遍被視為酷刑，嚇阻效果在研究上也有爭議；前中選會主委陳英鈐認為鞭刑「很明顯不能公投」，即使要推也只能修法，且有高度違憲疑慮。提案時程緊貼年底選舉，也讓人質疑它的目的究竟是政策還是動員。

框架本身

鞭刑該不該入法，我想先放一邊。我比較在意這場辯論被怎麼框架。洪孟楷在回應中選會時說過一句話：「你不性侵、不虐童、不詐騙，鞭刑就與你無關。」

這句話在修辭上非常有效，因為它讓讓渡權利看起來沒有成本。被限縮的是罪犯的權利，不是我的，所以我不必付出任何代價。同時，它把反對者放到一個尷尬的位置：反對鞭刑，就好像是在保護性侵犯。

「沒做壞事，怕什麼」

這種說法在台灣並不新。柯文哲任台北市長時，曾打算用市內的監視器取締違停熱點，被法界批評沒有法源依據。台大法律學院教授李茂生當時指出，問題除了隱私，更在於「好人與壞人」這種二元區分，以及權力濫用的風險；他還反諷那些主張「不做壞事就不怕被拍」的人，請對號入座。

監聽是同一個邏輯更嚴峻的考驗。2013 年，特偵組在偵辦另一起案件時，監聽到立委柯建銘涉嫌關說，並開記者會公開監聽譯文；民進黨隨後爆料，特偵組連立法院總機都監聽了。時任總統兼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據此要求撤銷立法院長王金平的黨籍，引爆「九月政爭」。最後，前檢察總長黃世銘洩密有罪確定，馬英九則在纏訟多年後獲判無罪確定。

2019 年，韓國瑜指控自己被國家機器監控，柯文哲也說，他當市長四年半以來，「隨時都在被監聽」。監控工具指向「壞人」的時候，很少有人覺得與自己有關；等到鏡頭轉過來，才發現誰是「壞人」，從來不是自己決定的。

支持者會說，嚴懲重罪和威權統治之間還隔著很遠的距離，不該滑坡推論，這個反駁有它的道理。但歷史上權利保障的退讓，常常是從最不受同情的人開始的。索拉的劇本裡，人類也沒有一次交出「自由」，交出去的是一個又一個看起來與自己無關的例外。

貪婪與憤怒的迴圈

公投鎖定的「高額詐欺」，靠的是前面提到的貪婪：假投資廣告、飆股群組，透過平台的精準投放找到受害者。受害者的損失與憤怒，再成為動員嚴刑峻法的素材。平台在兩端都賺到了參與度。

反廢死與反戒嚴

往前推一年，2025 年 3 月，國民黨同時宣布推動「反廢死」與「反戒嚴」兩項公投。當時媒體普遍分析，這是為了反制針對藍委的大罷免。反廢死公投的主文是「各級法院合議庭法官判處死刑不須一致決」；國民黨認為大法官的一致決要求，會讓死刑實際上判不出來，民進黨則批評台灣根本沒有廢死，是在對稻草人揮拳。該案在立法院通過後，同樣被中選會否決。

我不打算判斷哪一方對。但把這兩個公投放在一起看，會看到一個對照：一個訴求國家擁有更強的懲罰權，一個警告國家權力可能被濫用。台灣人對後者並不陌生，1949 年到 1987 年的三十八年戒嚴，就是以「安全」之名限縮自由的實際經驗。兩個公投共同碰到的問題，是我們願意把多少權力交給國家、交給誰、在什麼條件下交出去。

不是單一陣營的專利

訴諸恐懼的政治動員，不分藍綠。2021 年的萊豬公投訴諸的是食安恐懼，2020 年的總統大選則有「亡國感」。連寫下那段革命配方的尼克森，自己也是箇中高手：1968 年，他就是在暴動與社會動盪中打出「法律與秩序」的口號贏得大選；隔年又以「沉默的大多數」一詞，把對社會失序感到不安的選民收為自己的基本盤。

所以比起問「是哪一黨在操弄」，我覺得更有用的是幾個判斷標準：

符合的項目越多，越像是在收割憤怒，而不是解決問題。虐童案也是一樣：社會的怒火多半集中在加害人的刑度和「恐龍法官」，但真正的結構問題，例如社工人力、托育監督、通報系統，需要預算和長期投入，在情緒的週期裡很難被看見。

人不是石頭，但可以被變成石頭

米塞斯的方法論二元論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米塞斯在 1957 年的《理論與歷史》裡，花了很大篇幅反駁一種想法：研究人類行為和研究分子運動沒有本質差別。他批判的對象包括實證主義、行為主義，以及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

他的主張是「方法論二元論」：自然科學用一套方法，研究人的科學要用另一套。理由很實在：科學到現在都還說不清楚，一件事發生之後，人心裡為什麼會冒出某個想法、某種好惡、某個決定。在這個問題被解決之前，把人當成石頭來研究，只會漏掉人之所以為人的部分。米塞斯也特別說明，這是一種方法上的謙遜，而不是對靈魂存在與否的形上學斷言。

他把研究人的學問分成兩門。一門是「人類行為學」，只處理行動的形式邏輯，也就是人有目的、會選擇手段；另一門是書中第十二章提出的「情理學」（thymology），處理人的動機、情緒與價值觀，靠的是歷史學家式的理解，而不是實驗和定律。

米塞斯在另一本代表作《人的行為》裡，還做了一個關鍵區分：行動是有目的、經過考量的行為，它和反射、不自主的生理反應是兩回事。Chris Calton 在 Mises Wire 整理米塞斯的史學方法時，把這層意思說得更直白：人和其他物體不同，人不只會對外界刺激產生反應，人會行動。

哈拉瑞站在另一邊

哈拉瑞的立場，反而接近米塞斯批判的那一方。他在《人類大命運》裡主張生物就是演算法，近年也多次說人類已經成了「可被駭入的動物」。正因為他認為自由意志只是生化反應的總和，他才擔心演算法終將比我們更了解自己。

米塞斯會說，人的行動沒有自然界那種普遍的規律，無法被預測。但社群平台在統計上確實相當成功地預測、甚至引導了使用者的行為。這個矛盾該怎麼解？

從行動退回反應

我的解法是：情緒操弄的作用，正是把人從「行動」推回「反應」。

一個在思考自己要什麼、權衡手段與代價的人，是米塞斯意義上的行動者，難以被預測。一個被恐懼、憤怒、仇恨或貪婪觸發的人，則比較接近反射：看到標題就分享，看到對手就開罵，看到高額投資報酬就匯款。這時候的人，最接近那顆可以被預測的石頭。

所以演算法沒有證明人本來就是石頭，它做的是把人變得更像石頭。

索拉的演算法「用過去預測未來」之所以可怕，也在這裡：它要準，就需要一個讓人停止思考的世界。九頭蛇花七十年餵養危機，圖的是混亂裡的人會穩定地照著預測去反應。

歷史只告訴我們「過去是什麼」

米塞斯也指出，情理學不只屬於史學家。創業家要估計消費者未來會看重什麼，再依此下注；這種判斷有一部分建立在歷史資料上，也隨時可能估錯。

推薦演算法做的就是大規模、自動化的情理學：從我們過去的點擊、停留與分享，估計我們接下來會想看什麼。差別在於，創業家估錯了要自己承擔虧損，演算法卻可以回頭調整我們看到的世界，讓我們更符合它的估計。

米塞斯對歷史的結論是：行動由觀念驅動，而觀念會變，所以未來永遠不確定，歷史只能告訴我們過去是什麼。這是他對馬克思歷史決定論的直接反駁。

索拉的演算法剛好站在反面：它相信過去可以預測未來。這個信念要成真，得先有一群不再改變想法的人，演算法再好也沒用。

出路：把思考的空間拿回來

如果問題是演算法把人推回反應，解方就是在系統和個人兩個層次，把思考的空間拿回來。台灣在這件事上有一些實際做過的經驗。

演算法可以獎勵共識

哈拉瑞的問題預設演算法只能最佳化參與度，但要最佳化什麼，是設計者選的。

台灣的 vTaiwan 平台在處理 Uber 等爭議法規時，採用了一套叫 Polis 的工具。參與者對簡短的陳述投贊成或反對，系統把意見相近的人分群，然後優先呈現「各群都同意」的陳述，而不是最激烈的那些。在這套設計裡，想讓自己的意見被看見，最有效的方式是說出對手也能點頭的話。

X 的社群備註也用了類似的「橋接式排序」：一則備註要被公開顯示，必須同時得到平常意見相左的使用者評為有幫助。兩者的共同點，是把「跨陣營的同意」當成訊號，取代「同陣營的激動」。

讓人看見對手的真實樣貌

前面提到，我們看到的對手，常常只是對手陣營裡最積極表達意見、聲量也最大的那一小撮。政治心理學的「認知落差」研究一再發現，人們普遍高估對方陣營的極端程度。好消息是，這是少數有實驗證據、而且介入成本很低的地方：只要讓人看到對方陣營實際的意見分布，對政治暴力的支持就會明顯下降。

實際做起來也不難：與其看社群上的聲量，不如看有公開抽樣方法、能拆分各政黨支持者意見的民調。政大選舉研究中心長期公布的政治態度趨勢，能看到社會整體意見的分布；TEDS 調查資料則能拆開不同政黨支持者的看法。拿「我以為對方怎麼想」和「對方實際怎麼回答」比一比，落差往往比想像中大。

幽默勝於謠言

台灣疫情期間的闢謠策略，是另一個與情緒正面對決的例子。政府用迷因和幽默的圖文快速回應謠言，讓澄清訊息本身也具備被分享的條件。它沒有試圖壓抑情緒，改用另一種情緒去搶注意力。

個人層次

最後一道防線還是在每個人身上。當一則貼文讓你立刻想分享、想罵人、想匯款的時候，那一刻正是米塞斯所說的分界點：你可以選擇反應，也可以選擇行動。

停下來問兩個問題就夠了。這則內容想讓我感受到什麼？如果我照著這個感受去做，誰會因此得利？

結語：偏離的自由

電影裡，美國隊長一行人最後做了兩件事：讓三艘空中母艦升空後互相擊落，以及把神盾局與九頭蛇的機密資料全部公開。前者讓演算法的名單失去執行的手段，後者讓躲在暗處的結構曝光。

現實中沒有空中母艦可以拆，也沒有一個索拉可以揭穿。演算法會繼續最佳化參與度，政治人物會繼續在恐懼最高的時候端出方案，境外勢力會繼續往裂縫裡倒油。這些都不需要誰下命令。

但索拉的劇本有一個前提：它需要一個混亂到讓人停止思考的世界。在那樣的世界裡，人只會反應，過去就能預測未來，名單也就算得出來。

米塞斯在《理論與歷史》的最後一章，留下這樣一句話：

「個人自由的本質，就在於有機會偏離傳統的思考與做事方式。」

放在今天，偏離可以很小：看到讓人氣到發抖的標題，先停一秒再決定要不要分享；聽到「與你無關」的承諾，先問一句這對誰有利。

參考資料

開場與機制

劇本

台灣現場

出路

米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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