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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CBAhuiy1U4]

逐字稿

Griffin
我們今天訪談的對象是貝茲梅諾夫先生。他 1939 年出生在莫斯科郊區，是一位蘇聯高階軍官的兒子。他在蘇聯的菁英學校受教育，並成為印度文化和印度語言的專家。他在 Novosti 新聞社(等同於中國的新華社)有著傑出的職涯，該新聞社不管在當時還是現在都是蘇聯官方的新聞部門或通訊社。事實證明這也是 KGB 的門面組織。他的一項有趣的任務是對造訪莫斯科的外國外交官進行洗腦(灌輸思想及意識形態)。稍後他會告訴我們他們是如何做到這點，以及他們如何散布哪些最終出現在自由世界媒體上的資訊。1970 年，他在完全厭惡蘇聯體制後，冒著生命危險逃到西方。他無疑是世界上最傑出的蘇聯大外宣、假訊息和主動措施(Active Measures)方面的專家之一。貝茲梅諾夫先生，我想請您先跟我們分享一些您的童年回憶。

Bezmenov
我最深刻的童年記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更精確地說是二戰結束時，美國突然從幫助我們打敗納粹的友好國家，一夜之間變成了致命的敵人。這非常令人震驚，因為所有報紙都試圖呈現一個好戰、具侵略性的美帝國主義形象。我們被教導的大多數事情都是說美國是一個侵略性的強權，隨時準備入侵我們美麗、自由的社會主義國家，說美國中情局在我們美麗的馬鈴薯田上空投科羅拉多甲蟲來破壞我們的農作物。每個學童課本的背面都有一張科羅拉多甲蟲的圖片，我們被命令去集體農場找這些小甲蟲，當然，一隻甲蟲都找不到，而且也找不到馬鈴薯。這又再次被解釋為是腐敗帝國主義強權的侵犯，蘇聯宣傳中的反美偏執和歇斯底里達到如此高的程度，以致許多不那麼懷疑或不那麼固執的人真的相信美國隨時會入侵我們美麗的祖國，有些人甚至暗地裡希望這會成真。

Griffin
這很有趣。回頭說在蘇聯內的生活，或者說是共產主義國家的生活，在我們這個國家，特別是在大學層級，我們在書上讀過，也耳聞蘇聯體制和我們的不同，但差異沒有那麼大，而且世界上所有體制都在趨同。實際上，你生活在哪種體制下並不會有太大差別，因為每個地方都有貪腐、作假和暴政。根據您的親身經歷，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生活和在美國的生活有什麼差別？

Bezmenov
生活當然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很簡單，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是個人完全沒有權利、沒有價值的國家資本主義。人的生命形同蟲螻，是可以隨意拋棄的。
相較之下，在美國即使是最糟糕的罪犯也被當作人看待，能獲得公平審判，甚至能從他們的罪行中獲利，在監獄裡出版回憶錄，從貴國瘋狂的出版商那裡賺到大把鈔票。
當然，日常生活差異也很多，要看我們談論的是誰，就我個人生活而言，我從未因共產主義而受罪，因為我在一個高階軍官家庭長大，大多數的門路都為我敞開，大部分開銷都由政府支付，我從未與執政當局或警方發生任何麻煩。換句話說，我可以說我享受——或者說我有充分條件享受——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所有好處。我叛逃的主要動機與富裕無關，主要是出於道德上的憤慨、道德抗議，反抗蘇聯制度的非人道手段。

Griffin
具體來說，您反對什麼？

Bezmenov
首先，我反對對我國異議人士和知識分子的壓迫，這是我作為年輕人、年輕學生時目睹的最令人厭惡的事，那時我正經歷著我們歷史上一個非常動盪的時期，從史達林到赫魯雪夫，從完全的暴政和壓迫到某種程度的自由化。
其次，當我開始在印度的蘇聯大使館工作時，令我震驚的是，我發現我們比人類歷史上任何殖民或帝國主義強權都要壓迫千萬倍。我的國家帶給印度的不是自由、進步和民族間的友誼，而是種族主義、剝削和奴役，當然還有經濟上的低效率。
由於我愛上了印度，我產生了在 KGB 標準下極其危險的思想，那就是所謂的「分裂忠誠」，一個特工喜歡被派駐的國家更甚於自己的祖國。我真的愛上了這個美麗的國家，這是一個充滿巨大反差，但也充滿偉大的謙遜、偉大的包容，以及哲學和思想自由的國家。印度在六千年前已經是一個高度文明國家時，我的祖先還住在洞穴裡吃生肉。顯然，這個選擇對我自己的國家沒有好處，我決定叛逃，完全與這個殘暴的政權脫離關係。

Griffin
貝茲梅諾夫先生，我們讀了很多關於史達林政權下的集中營和勞改營的事。現在，美國人的普遍印象是這些事都是過去的事了。這些現在還在進行嗎？或者現況如何？

Bezmenov
是的，蘇聯集中營制度在本質上並沒有改變，在囚犯數量上有所變化，再次強調，這些是不可靠的蘇聯統計數據，我們不知道蘇聯集中營中實際上到底有多少政治犯，但我們從各種來源確切知道，在任何特定時期都有接近 2500 萬到 3000 萬蘇聯公民實際上被當作奴隸關在強制勞動集中營，相當於一個加拿大人口規模的人口在服刑。

Griffin
難以置信。

Bezmenov
所以我要說，那些試圖說服美國大眾集中營制度已成為過去的知識分子，要麼是有意誤導公眾輿論，要麼就根本稱不上是知識分子，他們有選擇性的失明，當他們這麼說時，他們缺乏知識分子的誠實。

Griffin
我們談到了這個國家的知識分子，也談到了蘇聯的知識分子。但廣大群眾層面呢？一般人民，蘇聯的普通工人，他們支持這個體制嗎？他們容忍它嗎？他們的態度是什麼？

Bezmenov
一般的蘇聯公民，如果真的有這種生物的話，當然不喜歡這個體制，因為它會傷害人、殺人。他們可能不理解原因，可能沒有足夠的資訊或教育背景去理解，而我非常懷疑有多少人是真心支持蘇聯體制的，在蘇聯沒有這樣的人。即使是那些有充分理由享受社會主義的人——像我這樣身為新聞界菁英成員的人——也因為不同的原因痛恨這個體制，不是因為他們缺乏物質富裕，而是因為他們沒有思想自由，他們生活在持續的恐懼、雙重人格的狀態中。這就是我們民族最大的悲劇。

Griffin
那麼，您認為人民真正推翻或取代這個體制的機會有多大？

Bezmenov
這個體制很有可能最終會從內部被摧毀，任何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法西斯體制都內建一個自我毀滅的機制，因為它缺乏回饋，因為這個體制不依賴人民的忠誠。但只要這個蘇聯軍政府繼續受到西方所謂帝國主義者的支持，也就是跨國企業、機構、政府，以及，我就直說了，知識分子，美國的所謂學術界以支持蘇聯體制而聞名。只要蘇聯軍政府持續從這些民主或自由的叛徒那裡獲得貸款、資金、技術、糧食交易和政治承認，就不要抱任何希望。我的國家沒有太多改變的希望，這個體制不會自行崩潰，就是因為它正被所謂的美帝國主義圈養著，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悖論，資本主義世界正在支持並積極地滋養它自己的毀滅者。

Griffin
我想您是在試圖告訴我們什麼。

Bezmenov
沒錯，我正試著告訴你們這必須被阻止，除非你們最終想被關進古拉格，享受社會主義平等的所有好處：無償勞動、抓身上的跳蚤、睡在木夾板上，只不過這次的地點變成阿拉斯加，那就是美國人的最終歸處。除非他們及時醒悟，當然並迫使他們的政府停止援助蘇聯法西斯主義。

Griffin
您剛才告訴了我們為什麼要離開這個體制，我想聽聽您是如何做到的細節，這一定非常危險。

Bezmenov
其實也沒有想像中那麼危險，只是很瘋狂。首先，因為蘇聯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壓力，在印度叛逃幾乎是不可能的。

Griffin
抱歉打斷，您當時是在印度執行任務？

Bezmenov
是的，我在新德里的蘇聯大使館擔任新聞官，對一個蘇聯外交官來說，叛逃幾乎是不可能的。正如我所說，這是因為我們偉大的朋友英迪拉‧甘地(甘地夫人)在國會推動通過一項法案，其中規定，我引述：「任何國家的叛逃者都無權在印度共和國領土上的任何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這是偽善的傑作。除了蘇聯的叛逃者以外，根本沒有任何其他國家的叛逃者需要接受政治庇護。深知這一點，我計劃了一個最瘋狂的叛逃方式，我開始研究印度的反主流文化。當時有數千名美國年輕人，男孩女孩們赤腳、蓄長髮、吸大麻，有時研究印度哲學，有時只是假裝在學習。他們極大地惹惱了印度警方，也成了印度人的笑柄，因為顯然他們是無所事事的學生。我仔細研究他們聚集的地方、他們行進的路線、他們說的語言、他們吸食什麼。有一天，我簡單地加入了一群嬉皮，以避開印度警察的偵查。我穿得像個典型的嬉皮，藍色牛仔褲，上面有各種諸如珠子之類漂亮裝飾的長款克米茲襯衫，還有蓄長髮——我買了頂假髮，因為我必須在幾週內把自己從一個保守的蘇聯外交官轉變成一個非常前衛的美國嬉皮——這是我能避開偵查的唯一方式。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經歷，但這是必要的，因為根據我作為蘇聯大使館職員的了解，有許多蘇聯叛逃者被印度警察出賣的案例，而且一些西方大使館在出賣蘇聯叛逃者方面也扮演了非常骯髒的角色。根據我們的情報，有一些人——我不會稱其為雙面間諜，他們只是一群在美國大使館工作，但毫無道德觀念的人，信任這樣的人等於自殺。所以我必須格外小心，我不能信任任何人，這就是我選擇如此瘋狂的叛逃方式的原因。

Griffin
如果您在試圖逃離的過程中被抓到，會發生什麼事？

Bezmenov
噢，我很可能會被關進集中營，或者根據情況或某位 KGB 官僚的心情，也可能被處決。這是正常的做法。當然是秘密處決，不是公開的，但那將是我叛逃的終點。

Griffin
那麼您最終是什麼時候到達美國的？

Bezmenov
在 1970 年，在雅典被中情局審訊經過大約六個月的時間，我猜聯邦調查局可能也有參與其中。他們先讓我去德國，然後再去加拿大。這是我的決定。我必須改變身份來保護我在蘇聯的家人和朋友。而且，我有點偏執，因為我知道蘇聯 KGB 和美國系統內的雙面間諜可能會追捕我。所以我想要在盡可能遠的地方定居。我請求中情局給我某種新身份，讓我自己行動。我在加拿大定居下來。我當過學生，換過很多工作，從農場幫工和洗衣車司機到語言教師，以及在蒙特婁的加拿大廣播公司擔任播音員。

Griffin
您有遇過任何生命威脅或不愉快的事嗎？

Bezmenov
有的。大約五年後，KGB 最終發現我在加拿大廣播公司工作。您看，我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我開始發聲。我開始為加拿大廣播公司的海外服務工作，這類似於美國之音的俄語廣播。當然，蘇聯的監控部門會注意到每一個新的聲音。每一個新播音員，他們都會設法查出此人是誰。五年後，他們果然慢慢地發現我確實不是 Tomas David Schuman(化名)，而是當時在加拿大廣播公司工作、破壞加拿大和蘇聯之間美好緩和關係的尤里‧亞歷山德羅維奇‧貝茲梅諾夫。蘇聯大使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親自出面對我發起詆毀攻擊。他向皮耶·杜魯道(這位是2025 年剛下台的加拿大總理賈斯汀·杜魯道(小杜魯道)的父親)提出抱怨，杜魯道對社會主義的軟弱是眾所周知的，而加拿大廣播公司的管理層表現出一種非常奇怪、懦弱的方式，這完全不像是一個如加拿大獨立國家的官方媒體改有的態度立場。他們聽從蘇聯大使的所有建議，並開始一項可恥的調查，分析我對蘇聯廣播的內容，他們果然發現我的一些言論可能太過分——可能會冒犯蘇聯政治局，所以我不得不離開工作。當然還有一些微妙的恐嚇，他們會說一些像：「請小心過馬路，因為你知道，魁北克的交通很繁忙。」幸運的是，我了解 KGB 的心理和行動邏輯，我從不讓自己被恐嚇，這是最糟糕的事，這也正是他們期待的，期待一個叛逃者被嚇倒，一旦他們發現你害怕了，他們就會繼續發展那條路線。最後你要麼完全放棄並為他們工作，要麼他們就使你無法發揮作用。他們肯定會阻止所有形式的政治活動，但在我的案例中他們失敗了，因為我頑強地繼續為加拿大廣播工作。對於這些恐嚇，我回應說：「看，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我和你們一樣自由，我車也開得很快，而且加拿大還沒有實施槍枝管制，我在地下室還放了幾把好獵槍，歡迎你們哪天帶著卡拉什尼科夫機槍來訪。」顯然這沒有用，恐嚇沒有奏效，所以他們嘗試了不同的方法。如我所描述的，他們從最高層級下手施壓：在加拿大官僚體系的層面。

Griffin
在那個層級他們成功了。

Bezmenov
在那個層級他們確實成功了，但在個人層級上他們徹底失敗了。

Griffin
貝茲梅諾夫先生帶來了一系列他從蘇聯帶出來的投影片。我想現在是看這些投影片的好時機。觀眾們在我們討論這些投影片時也能看到。

Bezmenov
是的，這是一系列投影片，其中有些是我家庭相簿中的照片，有些是我從蘇聯大使館偷運出來的文件，有些是當地大眾媒體的複製品。我通常展示這些來證實我作為叛逃者的可信度。這是我的家鄉小鎮米季什奇的照片，在莫斯科北方約20英里。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央廣場上有一座列寧同志的雕像。這是我七歲時的照片。同樣具有代表性的是，我站在史達林同志向世界人民伸出友誼之手的雕像下。當然，在那個年齡，我仍然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年輕共產黨員，我仍然相信事情最終會變得更好。但我意識到這個體制很糟糕，有些事情不對勁，意識形態是虛假的。關於蘇聯先進農業的宣傳根本不符合現實標準。如果他們談論食物充足，但商店裡卻沒有，那一定有問題。我的父親在左邊，他是蘇聯軍隊總參謀部的軍官。他是陸軍督察，負責駐紮在蒙古、古巴、東歐國家的蘇聯軍隊。如果他現在還活著，很可能他會在尼加拉瓜、安哥拉和世界其他地方視察蘇聯軍隊。幸運的是，他已經過世，沒有看到這種恥辱，因為在內心深處他是一個俄羅斯愛國者。他不喜歡擴張蘇聯軍事力量的想法，特別是在那些根本不歡迎我們的地區。與許多其他軍官不同，他直接向國防部長報告，繞過 KGB 和外交部門。換句話說，他是一個值得信賴的軍事專業人士。我的印象是，相較克里姆林宮黨務官僚的好鬥與冒進，軍人是比較冷靜而克制的。當美國媒體向大眾描述說蘇聯軍方是五角大樓潛在的危險對手時，我只是笑笑，因為我更了解實情。

Griffin
但如果有人從黨組織或 KGB 體系下達軍事行動的命令，他們還是會遵從的。

Bezmenov
他們必須服從，是的，因為他們是職業軍人。但您看，蘇聯的權力和仇恨三角形是這樣的：頂端是黨：黨的精英和寡頭統治者，然後是軍隊，KGB 則在底部，他們互相仇恨彼此鬥爭。而在這個三角形中最被憎恨的角落是共產黨官僚。他們是最冒進主義的、衰老的妄想狂。如果說他們會想發動戰爭，我不會感到驚訝，而不會是軍隊想發動戰爭，軍人知道什麼是戰爭，至少我父親是知道。這張照片是在我的東方語言學院入口處拍攝的。這是莫斯科國立大學的一部分。我於1963年畢業，然後⋯⋯

Griffin
抱歉，您是哪一個？

Bezmenov
我在右邊。左邊是我的同學瓦迪姆‧斯米爾諾夫，他後來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當了一名 apparatchik。

Griffin
apparatchik 是什麼？

Bezmenov
就是公務員，有點像大英帝國的文官，就是那種永遠不會被開除的鐵飯碗，他們會永遠留在內部。他可能不會升到太高的官位，但他是一個可靠的官僚，會永遠留在那裡。

Bezmenov
我不只學習語言，還學習歷史、文學，甚至音樂。在這張照片中，我正在嘗試學習演奏一種印度樂器。當我是二年級學生時，我甚至試圖讓自己看起來像個印度人。

Griffin
真的不錯。

Bezmenov
是的，事實上我們學校導師強烈鼓勵我們這樣做，因為我們學校的畢業生後來都被任命為外交官、外國記者或間諜。作為蘇聯學生，我都要「自願」去哈薩克斯坦收割穀物。這是蘇聯政府最大的農業失誤。但當然，我沒有太多選擇，因為共產黨的座右銘（從聖經借用的）說：「不工作者不得食」。你可以看到我在吃東西，所以我就在工作，你可以看到我當時有多開心。我接受了非常嚴格的體能和軍事訓練，包括在莫斯科郊區進行軍事演習。比如在這裡，我們在阿爾漢格爾斯克地區巡視。在我完成學校訓練時，我被 KGB 招募了。這張照片就是在那天拍的，你又可以看到被 KGB 招募時我有多開心。

Griffin
我們與貝茲梅諾夫先生的對話，這位來自蘇聯的叛逃者，前新聞社和 KGB 的宣傳特工，將在這則訊息之後繼續。

第二段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h7c_-qwhyM]

逐字稿

Bezmenov
就像蘇聯的每個學生一樣，我接受了非常嚴格的體能、軍事訓練和民防訓練。與美國不同的是，在美國幾乎不存在民防訓練，在蘇聯，每個學生，無論主修什麼科目，都必須經過為期四年非常密集的軍事和民防訓練。你可以在這裡看到我和一群學生在莫斯科附近的一次軍事演習中的照片。當然，主要目的是為蘇聯準備一支龐大的後備軍。每個學生都必須以少尉軍銜畢業。就我的情況而言，是行政和軍事情報部門。我的第一個任務是作為蘇聯經濟援助小組的翻譯派往印度，在比哈爾邦和古吉拉特邦建設煉油廠。在那時，我仍然天真地、理想主義地相信我所做的事情有助於國家之間的理解與合作。我花了很多年才意識到，我們帶給印度的是一種新型的殖民主義，比人類歷史上任何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都要壓迫和剝削一千倍。但在當時，我仍然希望，也許情況沒那麼糟，可能會變得更好。我甚至試圖實踐那個美麗的馬克思主義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我試圖與一位漂亮的印度女孩結合。事實上，我被印度文化、這個國家的家庭生活深深吸引。但顯然，共產黨對我的基因有不同的計劃，所以我不得不娶這個漂亮的俄羅斯女孩。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結過三次婚。這些婚姻大多是依據人事部門的建議而進行的權宜之計。這在蘇聯是常見做法。當蘇聯公民被派往國外工作時，他必須結婚，要麼是讓家人留在蘇聯作為人質，要麼就像我的情況，是一種權宜婚姻，夫妻實際上是互相監視對方，以防止叛逃或被墮落的帝國主義或資本主義思想污染。就我的情況而言，我非常厭惡那個女孩，以至於我一回到莫斯科就離婚了，之後我又結了第二次婚。在我第一次印度任務結束時，我被提升為公關官員。你可以在這裡看到我在為一位蘇聯領導翻譯演講。

Griffin
您在右邊。

Bezmenov
是的，我在右邊。當時是在比哈爾邦巴勞尼的煉油廠落成典禮。
回到莫斯科後，我立即被新聞社招募，這是 KGB 的宣傳和意識形態顛覆前線。新聞社中 75% 的成員是 KGB 的委任軍官，其餘 25% 像我一樣，是被指派執行特定任務的特約人員(1997 年以前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基本上就是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委員會總部)。
在這張特定的照片中，你可以看到我在莫斯科與盧蒙巴友誼大學的學生交談，這是一所在 KGB 和中央委員會直接控制下的大學，在那裡培養和精心挑選所謂「民族解放運動」的未來領袖，有些學生看起來一點也不像學生，比如這是一群盧蒙巴大學的學生，他們看起來更像軍人，這正是他們的真實身份，他們被派回自己的國家，成為所謂「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或者用正常人的語言來說，就是國際恐怖組織的領袖。
我在新聞社工作時的另一項活動是陪同所謂的進步知識分子團體(在台灣說到進步知識份子你會想到哪些人？)，包括作家、記者、出版商、教師和大學教授。你可以在這裡看到我在克里姆林宮的照片，我是左邊第二個，和一群巴基斯坦和印度知識分子在一起。他們大多數人假裝不知道我們實際上是在為蘇聯政府和 KGB 工作，他們假裝自己實際上是以重要知識分子身份而被邀請來的客人，是因為他們的才智力而受到重視。對我們來說，他們只是一群可以被利用來進行各種宣傳行動的政治妓女。因此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左邊的資深同事臉上一點都沒有尊重的表情，而我則帶著典型的 KGB 諷刺笑容，預期這是下一位被意識形態洗腦的可憐蟲。
這就是莫斯科新聞社總部典型的會議場景，坐在中間的是鮑里斯‧布爾科夫，當時的新聞社社長，是宣傳部門的高級黨務官僚。我站在著名的印度詩人蘇米特拉南丹‧潘特旁邊。他之所以出名，是因為他是著名詩作《列寧頌》的作者，這就是他被邀請到蘇聯的原因。所有費用均由蘇聯政府支付。
請特別注意桌上的酒瓶數量，這是消除外國記者警覺性和好奇心的方法之一，我的職責之一就是讓外國客人保持持續的酒醉狀態。從他們抵達莫斯科機場的那一刻起，我就必須帶他們去貴賓室，為民族間的友誼和互相理解乾杯。第一杯伏特加，接著是第二杯伏特加，很快，我的客人就會感到非常愉快，他們會看到一切都是粉紅色、美好的色彩。在接下來的十五到二十天裡，我必須一直保持他們這種狀態，在某個特定時刻，我必須從他們那裡撤走酒精，這樣一些最容易被招募的人就會感到有點發抖、內疚，試圖回憶昨晚談論了什麼，這就是向他們提出各種荒謬要求的最佳時機，比如簽署聯合公報或為蘇聯宣傳發表聲明，這時他們最容易被說服。當然，他們不理解，他們沒有意識到或假裝沒有意識到，和他們一起喝酒的我其實滴酒未沾。我有各種方法擺脫酒精，包括我的同事給我的特殊藥丸，但他們卻當真了。換句話說，他們會消耗相當大量的酒精，第二天早上感到嚴重宿醉。
1967 年，KGB 把我分配到《Look》雜誌，有十二個人從美國來到蘇聯，報導我國十月革命五十週年，從第一頁開始一直到最後一頁，全都是謊言、宣傳和陳詞濫調，這些被呈現給美國讀者，如同是美國記者自己的觀點和推論一般，沒有什麼比這離真相更遠了。這些根本不是觀點，完全不是觀點，這些都是蘇聯大外宣想要美國公眾以為他們所想的陳詞濫調，如果這話有任何意義的話，當然這是有意義的，因為從蘇聯大外宣角度來看，雖然有一些對蘇聯體制的輕微批評，但基本訊息是現今的俄羅斯是一個美好、運作良好、高效的體制，受到大多數人民的支持。這是最大的謊言。當然，《Look》雜誌的美國知識分子和記者以各種不同方式闡述這個謊言。他們將謊言知識化，為向美國公眾說謊找到各種藉口。

Griffin
抱歉打斷，部分是您的工作確保他們接受這些想法並視為自己的想法？

Bezmenov
沒錯。實際上，甚至在他們抵達蘇聯之前—他們為這次訪問支付了天文數字的費用，他們就被提供了所謂的背景資料，20 - 25 頁的資訊和觀點，在他們購買前往莫斯科的機票之前就都提供給這些記者了。他們必須分析情況，而華盛頓特區的當地新聞社代表或蘇聯外交官會根據他們對這份背景資料的反應，評估要不要給他們去蘇聯的簽證。

Griffin
他們是提前被挑選好的。

Bezmenov
是的，他們被非常仔細地預先挑選，腦袋清楚的誠實記者們幾乎沒有機會來蘇聯，在那裡待一年，然後把這包謊言帶回家。比如，這是《Look》雜誌的跨頁。他們將共產黨在斯大林格勒建立的這座紀念碑呈現為俄羅斯軍事力量的象徵和體現。在旁邊刊登的文章中說，蘇聯人為二戰的勝利感到非常自豪，這是另一個巨大的神話，一個謊言。沒有理智的人會為在一場由希特勒和斯大林同志發起，並由美國跨國企業資助的戰爭中失去 2000 萬同胞而感到自豪。大多數蘇聯公民看這類紀念碑時都帶著厭惡和悲傷，因為每個家庭在二戰中都失去了父親、兄弟、姊妹或孩子。然而，這些美國記者試圖討好並取悅他們的東道主，在跨頁中將這張照片呈現為蘇聯民族，他們稱之為「俄羅斯民族精神」的象徵和體現，這是最大的誤解，也是一個非常悲慘的誤解。
當然，《Look》雜誌不在蘇聯發行，主要讀者群在美國，但我認為，當時閱讀《Look》雜誌的許多美國人，數百萬美國人對我的民族情感、對蘇聯人引以為傲和憎恨的事物有著完全錯誤的認識。這是一群記者，你看到斯大林格勒同樣的持劍女士雕像，我站在中間，帶著同樣惡魔般的微笑。菲利普‧亨廷頓先生在最左邊，拿著他的相機，這就是那位對我要告訴他的事情充耳不聞不感興趣的先生。這是同一張照片的放大版，我作為新聞社員工帶領來自各個國家的許多客人，特別是來自亞洲和非洲的客人穿越西伯利亞旅行。
例如，我們會帶他們參觀一個典型的幼兒園，你看，按美國標準來說沒什麼特別的，就是一些可愛的孩子坐著吃早餐或午餐，他們無法理解或是假裝不理解這是一個樣板幼兒園，這不是普通蘇聯人或普通家庭孩子上的幼兒園，但我們在他們心中維持這種幻覺，你可以看到中間紅點下的我，帶著同樣公事公辦的表情，我在做我的工作，這是我被指派要做的，也是我領薪水要做的。但在內心深處，我仍然希望至少這些有用的白痴中有幾個人能理解，他們所看到的與我國人民實際生活水平毫無關係，這張照片更能反映蘇聯童年的真實精神。這張照片被誤刊在加拿大政府的出版物上，在中間你可以看到孩子們在一個小院子裡玩耍，說明文字寫著：「這是一所典型的西伯利亞幼兒園。」這些白痴不明白這根本不是幼兒園，而是政治犯子女的監獄，但沒有一個人提到他們實際上參觀的區域是集中營。像我這樣的人的工作就是幫助他們不去注意他們實際上是在和囚犯對話。大多數孩子都是專門為讓外國人參觀而精心打扮的。當然，地上沒有屍體，也沒有持機槍的守衛，好吧，你看到的樣子不是很愉快。看起來很單調，但顯然不會給人留下這實際上是一座監獄的印象。

Griffin
那麼，有記者好奇詢問過關於監獄之類的事情嗎？

Bezmenov
是的，有些人會問問題，當然，對於愚蠢問題我們就會給他們愚蠢答案。「不，西伯利亞沒有監獄。不，你看到的大多數人都是蘇聯的自由公民。他們很高興在這裡，他們正在為社會主義制度的榮耀做貢獻。」有些人假裝相信我告訴他們的話，而大多數人，我們晚點可以討論這些人的動機是什麼？為什麼他們會頑固地通過自己的大眾媒體向自己的人民傳播謊言？我有很多答案。這無法單一的解釋，而是一串的解釋。
首先是恐懼，純粹的生物性恐懼。他們明白他們身在敵對國家的領土上，一個警察國家，僅僅為了保住他們那腐敗的皮囊和可憐的工作，以及他們在家鄉的富裕生活，他們寧願說謊也不願問真實的問題和報導真實的資訊。
第二個原因是，這些傢伙大多害怕失去工作，原因很明顯，如果你說出我國的真相，你作為《紐約時報》或《洛杉磯時報》的記者就待不下去了，他們會趕走你，你算什麼樣的記者？如果你在24小時內就被趕出去，你顯然無法與俄羅斯人找到共同語言。所以僅僅是為了順應他們自己的編輯主管，他們試圖不冒犯蘇聯管理人員和像我這樣的人的感受。在內心深處，我希望他們多少會想要侮辱或冒犯我，顯然他們更願意不這樣做。
還有一個原因，我拒絕相信但顯然存在的另一個原因是這些人回到美國後顯然能賺很多錢，他們自稱是我國的專家，寫的書能賣出數百萬本，書名像是《俄羅斯人：關於俄羅斯的真相》。大部分關於俄羅斯的說法都是謊言，然而他們自稱是蘇聯問題專家，卻重複關於我國的神話和大外宣陳腔濫調，而頑固地抗拒說出真相。
如果索忍尼辛這樣的人不是叛逃就是被趕出蘇聯，他們會盡全力詆毀他和打擊他的士氣。我沒有太多機會在全國性電視網絡上講述關於我國的真實故事，但像肯德里克‧史密斯或羅伯特‧凱澤這樣的有用白痴卻是大英雄，他們從蘇聯回來說：「哦，我們在俄羅斯與異見人士交談。」大事一樁，蘇聯異議份子在街上追著美國記者跑，而他們卻懦弱地逃避這些接觸。出於某種好奇，如果你想了解西班牙，你會參考西班牙作家。如果你想了解法國，你會閱讀法國作家作品。即使是關於南極洲，我打賭你也會去看一下企鵝。但唯獨對於蘇聯，出於某種奇怪的原因，你要讀各種舔俄者和基辛格，因為他們聲稱他們更了解我的國家，他們知之甚少或幾乎一無所知，或者他們假裝知道的比實際多。我會說他們是缺乏誠信、常識和知識的不誠實之人。他們帶回各種故事，比如西伯利亞的幼兒園，卻忽略了最重要的事實：那是政治犯子女的監獄。
另一個美國政治家巨大愚蠢的例子，愛德華‧甘迺迪在莫斯科時，他自認為是一個受歡迎又有魅力的美國政治家，平易近人，能在俄羅斯婚姻宮殿的婚禮上微笑、跳舞。他不明白，或者也許他假裝不明白，他實際上是被耍了。這是一場專門為了給外國媒體或像艾德‧甘迺迪這樣的有用白痴留下印象而安排的婚禮。那裡的大多數賓客都經過安全審查，並被告知要對外國人說什麼。這正是我在做的事。你可以看到我在莫斯科同一個該死的婚姻宮殿裡，愛德華‧甘迺迪就在這裡跳舞。你看，他在微笑，他自認為自己很聰明。從觀察這種愚蠢的俄羅斯公民的角度來看，他是一個心胸狹窄、以自我為中心的白痴，試圖透過參與這種宣傳鬧劇來獲得自己的知名度。這裡你可以看到我，右邊是一位典型的蘇聯新娘，左邊是來自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三位記者。顯然他們很享受這個場合的氣氛，他們會回到自己國家會寫新聞報導：「我們參加了一場普通的蘇聯婚禮。」他們才沒有參加一場普通蘇聯婚禮，這就是一場鬧劇、一場馬戲團表演的一部分。
另一件我有時必須冒著生命危險向外國人解釋的事情，例如《時代》雜誌常批評南非政權的種族主義。整篇文章都在譴責那個可恥的內部通行證制度，黑人不能與白人住在一起，出於某種好奇，在我叛逃後的十四年間，從沒有人願意關注我的護照，這是我的護照，上面顯示了我的國籍，並有一個警察印章，在俄語中叫做「propiska」，它把我指定到特定的居住區域，我不能離開那個區域，就像南非的黑人不能離開他們被指定的區域一樣。然而我們卻稱南非政府是種族主義政權，沒有一位像簡‧史莫達或方達那樣夠勇敢，夠有膽量的人會來到媒體前說：「看，這就是在蘇聯發生的事情。」我把我的護照副本寄給了許多美國自由派和公民權利捍衛者以及其他所有有用的白痴，他們從未費心回覆我，這顯示了這些人哪有什麼樣的誠信。他們就是一群偽君子，因為他們不願承認在我國存在一個很好的種族主義例子。
這是結交一位教授的第一階段。你可以看到左邊是我，帶著同樣詹姆斯‧龐德式的微笑，在我右邊的是我的 KGB 主管列昂尼德‧米特羅欣同志，中間是德里大學的一位政治學教授。下一階段就是邀請他參加蘇聯友誼協會的聚會，這裡他坐在他妻子旁邊，準備被送往蘇聯免費旅行，一切費用都由蘇聯政府支付，他被引導認為他被邀請至蘇聯是因為他是一位有才華、思維清醒的知識分子，完全錯了，他被邀請只是因為他是一位有用的白痴，因為他會同意並認同大多數蘇聯宣傳的陳腔濫調，當他回到自己的國家時，他會年復一年地向一代又一代的學生教授蘇聯社會主義的美好，從而推進蘇聯的大外宣傳進程，KGB 甚至好奇這位先生是否覺得自己很無辜。
大師瑪哈禮希‧瑪赫西‧優濟，一位偉大的精神領袖，或者說是一個大騙子和騙徒，這取決於你從哪個角度看他。披頭士樂團在印度哈里德瓦爾的修行所內接受他的冥想訓練。米亞‧法羅和其他來自好萊塢的有用白痴也訪問過他的學校，他們回到美國時完全被大麻、印度大麻和瘋狂的冥想想法弄得神魂顛倒。冥想，換句話說，就是讓自己與自己國家當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隔離，進入自己的幻想泡泡，從而忘記世界上的所有煩惱。顯然，KGB 對這樣一所美麗的學校，這樣一個為愚蠢美國人所開設的洗腦中心深深吸引，我被 KGB 派去調查哪些美國重要人物會參加這所學校。

Griffin
那是您在左邊。

Bezmenov
是的，我在左邊。我試圖進入那所學校。不幸的是，瑪哈禮希‧瑪赫西‧優濟要求很高。他要求五百美元的入學費，但我的任務實際上不是要進入學校，而是要發現什麼樣的美國人會來這所學校。我們發現，確實有一些美國家庭的有影響力成員，意見領袖，他們帶著關於印度哲學的瘋狂故事回去。印度人自己把他們看作白痴，有用的白痴，更不用說 KGB 了，KGB 把他們看作極其天真、容易被操弄的人。顯然，一個重要人物，比如說國會議員的妻子或著名的好萊塢人物，在那所學校受訓後，在公眾輿論操縱者和 KGB 手中比一個正常人更有用，正常人能看透這種假宗教訓練⋯⋯

Griffin
為什麼他們會更容易受到操弄？

Bezmenov
我剛才提到過。因為你看，一個過分投入內省冥想的人，如果你仔細看瑪哈禮希‧瑪赫西‧優濟在教美國人什麼，就是說今天大多數問題，大多數重要的問題都可以用冥想解決。不要搖晃船隻。不要參與。只要坐下來，看著你的肚臍冥想。而且根據某種奇怪的邏輯，根據宇宙振動，事情就會自己解決。這正是 KGB 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想要美國人做的：轉移他們的意見、注意力和精神能量，從發現美國所存在的真實問題轉向認為美國沒有任何問題，轉向一個不存在的世界，不存在的和諧。顯然，對蘇聯侵略者來說，有一群被蒙蔽的美國人比那些有自我意識、身心健康、警覺現實的美國人要有利得多。KGB顯然沒付錢給 瑪哈禮希‧瑪赫西‧優濟，但無論他知不知情，他都極大地促進了美國社會的道德淪喪。他不是唯一一個，有數百個像這樣的大師來到你們的國家，利用美國人的天真和愚蠢牟利，這是一種時尚，冥想是一種時尚，逃避不參與是一種時尚。所以顯然，如果 KGB 如此好奇，他們支付我去哈里德瓦爾的旅費，如果他們把我分配到那個奇怪的工作，顯然他們對此感到高度興趣，他們確信這種類型的洗腦在美國的道德淪喪過程中非常有效和有用。(這就是所謂的**「虛無主義」**思想被成功植入)

Griffin
我們與蘇聯叛逃者貝茲梅諾夫先生的對話，這位前新聞社和 KGB 的宣傳特工的談話將在這則訊息之後繼續。

第三段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5WwEh59hAY]

逐字稿

Bezmenov
這張照片顯示了蘇聯大使館的部分建築和我的主管們。左邊是梅迪同志，一位印度共產黨員。右邊是米特羅欣同志。他們是我在研究和反宣傳秘密部門的主管。這個部門與研究或反宣傳都沒有關係。該部門的大部分活動是收集大量關於在形成公眾輿論方面有影響力的個人的資訊，包括出版商、編輯、記者、演員、教育工作者、政治學教授、國會議員、商界代表。這些人大致被分為幾個群體。那些支持蘇聯外交政策的人，會通過媒體和公眾輿論操縱被提升到權力地位。
那些在自己國家拒絕蘇聯影響的人，會被人身攻擊或在革命來臨時被處決。就像在南越順化這個小城，當越共佔領這座城市不過僅僅兩天，幾千名越南人在一夜之間就被處決。美國中情局永遠無法弄清楚共產黨是如何可能知道每個人住在哪裡，在哪裡能找到他，並在一夜之間，基本上在黎明前的四個小時內，把他們帶到城市邊緣處決。答案很簡單：在共產黨佔領城市很久之前，就有一個龐大的線人網絡，當地越南公民清楚知道所有對公眾輿論有影響力的人生活點滴，包括理髮師和計程車司機，每個同情美國的人都被處決，這是在河內蘇聯大使館的指導下完成的。
而這正是我在新德里所做的事，令我恐懼的是我發現在這些被判處死刑的檔案中，有我個人熟識的親蘇記者的名字。

Griffin
親蘇的？

Bezmenov
是的，他們是理想主義的左派，曾多次訪問蘇聯，但 KGB 的決策是一旦印度的政治結構發生劇烈變化或爆發革命，他們也必須死。

Griffin
為什麼？

Bezmenov
因為他們知道太多了。你看，就是因為這些有用的白痴——那些滿懷理想主義天真地相信蘇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或任何其他左派社會系統的美好——當他們幻想破滅時，會變成最糟糕的敵人(看看那些從中國潤到西方社會的前中共黨員們，再看看被台灣民眾黨踢出去的柯黑們)。這就是為什麼我的 KGB 上層領導特別強調：「永遠不要浪費心思去理會左派，忘記這些政治妓女，把目標放遠。」這就是我接到的指示。試圖進入發行量大的、建制派的保守媒體，接觸骯髒富有的電影製作人、知識分子，還有所謂的學術圈。那些能用天使般的表情看著你的眼睛說謊，既憤世嫉俗又自我中心的人(是在說柯文哲和黃國昌嗎？)。這些是最容易被招募的人：缺乏道德原則的人，不是太貪婪就是自戀到以自我為中心，他們覺得自己很重要，這就是 KGB 最想招募的一群人。

Griffin
但要消滅其他人，要處決其他人。他們不是有一定用處嗎？他們不應該是可以依靠的人嗎？

Bezmenov
不。他們只在這個國家的動搖階段有用。例如，你們美國的左派，所有這些教授和所有這些美麗的人權捍衛者，他們在顛覆過程中只是用來動搖國家的工具，當工作完成後，他們就不再需要了，他們知道得太多。其中一些人，當他們看到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掌權時會感到幻想破滅，他們會感到被冒犯。他們以為他們會被委以重任掌權，別傻了那永遠不會發生。事實上，他們會被壓在牆上槍斃掉。他們可能會變成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掌權後最痛恨的敵人，這就是發生在尼加拉瓜的事，你一定還記得大多數這些前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是被關進監獄，就是被放逐出去，其中一個加入了反桑迪諾民族解放陣線。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格瑞那達，當莫里斯·畢曉普——他本來就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結果被一個比他這個馬克思主義者更馬克思主義的新馬克思主義者處決。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阿富汗，先是努爾·穆罕默德·塔拉基，他被哈菲佐拉·阿明殺害，然後阿明在 KGB 的幫助下被巴布拉克·卡爾邁勒殺害。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孟加拉，當非常親蘇的左派人士謝赫·穆吉布·拉赫曼被他自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同志暗殺。每個地方的模式都很類似，一旦他們完成了自己的目的，所有有用的白痴要麼被全部處決。所有抱持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是被流放就是被關進大牢，就像在古巴一樣，古巴有許多前馬克思主義者在監獄裡，我是說監獄。因此，大多數與蘇聯合作的印度人，特別是與我們大使館新聞部門合作的人，都被列入處決名單。當我發現這個事實時，我當然很不舒服。我在心理上和身體上都感到噁心了。我想終有一天會在大使辦公室的簡報會議上忍受不了而失控，站起來說基本上我們就是一群殺人犯，這就是我們的本質，跟什麼民族間的友誼和理解一點關係都沒有，全都是廢話，我們就是殺人犯。我們在一個對我們友好、有著古老傳統的國家裡表現得像一群暴徒。但我還是沒有決定要叛逃，試圖把這些訊息傳達出去。令我恐懼的是，沒有人願意傾聽，更不用說相信我所說的話了。我嘗試了各種技巧，比如說透過信件或不小心遺失文件去洩露資訊。但我仍然得不到任何回應，這些訊息甚至無法在印度的保守派媒體上發表。
迫使我立即叛逃的直接原因是孟加拉危機，這被美國記者描述為一場伊斯蘭的草根革命，這完全是胡說八道。這與伊斯蘭無關，也不是什麼草根革命。實際上，根本就不存在草根革命。任何革命都是一群有意識和專業組織者精心策劃的產物，跟「草根」毫無關係。在孟加拉國，這與草根無關。大多數人民聯盟黨，人民聯盟的意思是「人民黨」的成員都在莫斯科的高級黨校受訓。大多數解放軍領袖—孟加拉語中「解放軍」的意思就是「人民軍」，就像所有世界各地的「西南非洲人民組織」和各種解放軍一樣，都是同一群有用的白痴—他們都在盧蒙巴大學和 KGB 在克里米亞的辛菲羅波爾、塔什干等各個中心受訓。
所以當我看到印度領土被用作摧毀東巴基斯坦的跳板時，我親眼目睹了數千名所謂的學生通過印度前往東巴基斯坦，穿越印度領土。印度政府假裝沒看到正在發生的事情。他們完全清楚，印度警察知道，印度政府情報部門知道，KGB 當然知道，中情局也知道。這最令人生氣，因為當我叛逃並向中情局調查人員解釋他們應該當心，因為東巴基斯坦隨時可能爆發革命時，他們說我詹姆斯‧龐德小說看太多了，總之最後東巴基斯坦淪陷了。我的一位同事在加爾各答的蘇聯領事館，他晚上喝得爛醉時跑到地下室上廁所時發現了一些大箱子，上面寫著「達卡大學印刷品」達卡是東巴基斯坦的首都。由於他喝醉了而且出於好奇，打開了其中一個箱子發現裡面放的不是印刷品，而是 AK-47 步槍和子彈。
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當我看到準備入侵東巴基斯坦的準備工作時，顯然我應該立即叛逃。唯一的問題是，我當時無法決定何時、在哪裡以及如何做。不叛逃的原因之一，當然是你看，我愛上了印度。我之前提到過這點，我會說這些語言，我與人交往，我明白我必須迅速採取行動，除非我想讓這個美麗的國家被因為我們的存在造成永久且不可挽回地破壞。不叛逃的原因之一是，如你所見我過著相對富裕的生活，正常思考誰會想要叛逃，然後要做什麼？被你們的媒體辱罵？被稱為麥卡錫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和偏執狂？或是在紐約市開計程車？為什麼？我為什麼要叛逃？為了在我努力帶來關於即將到來的危險「顛覆」的真實資訊時被美國人辱罵、侮辱？如你所見，我住在相當舒適的環境中，就在游泳池旁邊，順便說一下，這裡印度人是不被允許進入的。我是一個領有高薪的宣傳專家。我有我的家庭，我受到我的國家的尊重。我的事業一帆風順。第三個原因是：如何帶著家人叛逃？帶著嬰兒和妻子叛逃就等於自殺，因為根據我之前引用的那個虛偽的法律，印度警察將不得不把我交還給 KGB，那將是我叛逃的終點，可能也是我生命的終點。同樣地，我不能偷偷帶走我的妻子，因為她並不完全清楚我在為 KGB 做什麼。她並不是那麼理想主義，她也絕對不了解我為 KGB 所做的全貌。如果我把她塞進我的麵包車，開車帶她去美國大使館或其他地方，她會感到非常震驚。這將是一個很大的危險。所以，我必須以這樣一種方式叛逃，讓我的叛逃看起來像一個簡單的失蹤案例。這種情況有很多先例，蘇聯特工就這樣簡單地消失了，要麼是在行動中喪生，要麼是由於他們的好奇心和與激進分子的密切接觸，有些人實際上是被馬克思主義者殺害的。這種事在許多非洲國家都發生過，蘇聯 KGB 人員被非洲人自己殺害，不是因為他們憎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是因為他們只是一群不守規矩、愛扣扳機的人。如果你給他們機關槍，他們就會開槍。有些蘇聯人顯然不夠謹慎地保護自己而讓自己陷入了尷尬的處境，在所謂解放運動派系之間的交火中被射殺。總之，正如我所說，我決定研究反主流文化。我認為這可能是最好的消失方式。我與這樣的人交往，左邊你看到的是一個赤腳的美國嬉皮。我花了相當長的時間來研究他們到底在做什麼，以及如何與他們混在一起，最終我做到了。大多數印度報紙刊登了我的照片，承諾給提供我下落信息的人兩千盧比。但他們找錯人了，因為他們顯然試圖攔截穿著白襯衫和領帶的年輕蘇聯外交官。而這就是我叛逃時的樣子，沒人會想到蘇聯外交官會瘋狂到加入一群嬉皮。

Griffin
那個是你。

Bezmenov
所以我像好萊塢偵探片一樣成功了。我從孟買機場 KGB 的眼皮底下登上飛機，飛往希臘，在那裡接受了中情局的詢問。這就是我的投影片的全部內容。

Griffin
我們可以關掉投影機了。這很有趣。您多次提到意識形態顛覆。這是一個我擔心一些美國人並不完全理解的詞語。當蘇聯使用「意識形態顛覆」這個詞時，他們是什麼意思？

Bezmenov
意識形態顛覆是一個公開合法的過程，你可以用自己的眼睛看到它，所有美國大眾媒體要做的就是把香蕉耳塞從耳朵上拔掉，睜開眼睛，他們就能看到，這沒有什麼好神神秘秘的，跟間諜活動無關。我知道間諜和情報收集看起來更浪漫，透過廣告能賣出更多芳香劑，這就是為什麼你們的好萊塢製片人如此熱衷於詹姆斯‧龐德類型的動作片。
但實際上，KGB 的主要重點根本不在情報領域，就我的看法，以及許多和我同類叛逃者的看法，只有大約 15% 的時間、金錢和人力用於間諜活動。剩下的 85% 是個緩慢進行的程序，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顛覆或「主動措施(Active Measures)」，用 KGB 的語言說是「aktivnye meropriyatiya」也就是心理戰。
這基本上意味著，要改變每個美國人對現實的認知，達了這種程度：儘管有大量資訊，卻沒有人能夠對為了保護自己、家人、社區和國家的利益而做出明智的選擇。這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洗腦過程，分為四個基本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去道德化，這要花上 15 到 20 年時間來腐化一個國家的道德價值觀。為什麼需要這麼多年？因為這是在敵國教育一代學生所需的最短時間，讓他們接觸敵人的意識形態，換句話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被灌輸到至少三代美國學生的頭腦中，而沒有受到美國主義基本價值觀、美國愛國主義的挑戰或平衡。結果你可以看到， 60 年代畢業的大多數人，那些退學或半調子的知識分子，現在正在政府、公務員、商業、大眾媒體、教育系統中佔據權力位置。你們被他們纏住了，你們無法擺脫他們，他們已經被污染了，他們被設定好以特定方式思考和對特定刺激做出反應。你無法改變他們的想法，即使你向他們展示真實的資訊，即使你證明白就是白，黑就是黑，你仍然無法改變他們的基本認知和行為邏輯。換句話說，對這些人的道德敗壞過程已經完成且完全無法逆轉。要擺脫這些人，你只能用另外 15 到 20 年重新去教育新的具有愛國主義、有常識的一代，他們會為美國社會的利益而行動。

Griffin
然而這些人已經被設定好，如你所說他們已經就位，這些具備支持與蘇聯接觸思想的人，這些人就是將來在這個國家被標記處決的人？

Bezmenov
大多數是的，就是因為當他們親眼看到未來，看到所謂美麗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被實踐中意味著什麼時，心理衝擊會讓他們反抗，他們會變成非常不開心、沮喪的人。而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權不會容忍這些人，他們顯然會加入異議者、反對派的行列。不像現在的美國，在未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美國不容許有異議的空間。在這裡，你可以像丹尼爾‧埃爾斯伯格那樣變得受歡迎，或像簡‧方達那樣批評國防部五角大廈而變得非常富有。
在未來，這些人會像蟑螂一樣被踩碎，不會有人為他們那些關於平等的美麗、高尚的想法買單。他們不理解這一點，當然這對他們來說將是一個巨大的打擊。美國的道德敗壞過程基本上已經完成。實際上在過去 25 年它已經超額完成，因為道德敗壞現在已經達到了連安德羅波夫同志和他所有的專家都從未夢想過的如此巨大成就。其中大部分是由美國人自己對美國人做的，這要歸功於對道德標準的淪喪。
如我之前提到的，接觸真實資訊已不再重要，一個道德感被破壞的人是無法評估真實資訊，事實對他來說毫無意義，即使我提供大量資訊給他，用真實證據，用文件，用圖片，即便我把他強行帶到蘇聯，展示勞改集中營給他看他也會拒絕相信。直到他的胖屁股被軍靴踢爆，他的蛋蛋被軍靴踩碎為止，他才會明白(有些人就是要被社會主義鐵拳教訓過才會醒)。但在那之前沒辦法，這就是道德敗壞情況的悲劇。
所以基本上，美國已經陷入道德敗壞。即使你現在就開始，就在此時此刻，你開始教育新一代的美國人，仍然需要 15 到 20 年才能扭轉意識形態認知的趨勢回到正常軌道和愛國主義。
下一個階段是動搖，這時顛覆者不再關心你的想法和消費模式。你是否因為吃垃圾食品而變得肥胖軟爛都不再重要了。這次，而且只需要 2 到 5 年就能動搖一個國家，重要的是基本要素：經濟、外交關係、防衛系統。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某些領域，如國防和經濟這些敏感領域，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美國的影響力絕對是驚人的。我 14 年前來到這個世界的這個地方時，從未相信這個過程會進展得如此之快。
當然，下一個階段就是危機了，只需要最多六週就能讓一個國家陷入危機邊緣。你現在可以在中美洲看到這種情況。
在危機之後，伴隨著權力、結構和經濟的暴力變革，你就會有所謂的正常化時期，它可能會無限期持續下去。正常化是一個從蘇聯大外宣中借來的諷刺說法。當 1968 年蘇聯坦克開進捷克斯洛伐克時，布里茲涅夫同志說：「現在兄弟般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況已經正常化了。」如果你允許這些蠢貨把國家帶入危機，向人民承諾各種好處和人間天堂，破壞你的經濟，消除自由市場競爭的原則，並在華盛頓特區建立一個由像華特·孟岱爾這樣的仁慈獨裁者所領導的老大哥政府。他會承諾很多事情，不管這些承諾是否能夠實現，他都會去莫斯科跪舔新一代蘇聯殺人魔的屁股。不要懷疑，他會製造虛假的幻想，讓人以為局勢受到控制，但其實局勢一點都沒有得到控制，令人厭惡地局勢失控了。大多數美國政治家、媒體和教育系統正在培養另一代人，讓他們認為他們生活在和平時期，這是錯誤的，美國處於戰爭狀態，一場未經過正式宣戰、針對整個體系基本價值觀和底層邏輯的全面戰爭。這場戰爭的發起者當然不是安德羅波夫同志，是這個體系。不管聽起來多麼可笑，你要說是世界共產主義體系也好或是世界共產主義陰謀也罷。不管我是否嚇到一些人，我都不在乎。如果你們現在還沒被嚇倒，那就沒有什麼可以嚇倒你們。除非美國醒來，否則你們實際上只剩下幾年可活，定時炸彈正在倒數計時。災難迫在眉睫。與我不同，你們將無處可逃，除非你想和企鵝一起住在南極洲。就是這樣，這是最後一個擁有自由和可能性的國家。

Griffin
好的，那我們該怎麼做？您對美國人民有什麼建議？

Bezmenov
當然，我首先想到的是，必須有一個非常強有力的全國性運動來培養真正的愛國主義精神，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向他們解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者說福利國家、老大哥政府的真正危險，如果人們無法理解這種迫在眉睫的危險正在蔓延中，那做什麼都無法幫助美國，你們可以直接跟自由說再見了，包括同性戀者的自由、囚犯的自由，所有這些自由都會在五秒鐘內消失，包括你們寶貴的生命。第二件事…目前，至少部分美國人口確信這個危險是真實的。他們必須迫使他們的政府，我說的不止是寫信、簽署請願書和所有這些美好、高尚的活動，我真正想說的是迫使美國政府停止援助共產主義，因為沒有比阻止蘇聯軍工複合體摧毀自由世界剩餘部分更緊迫的問題了。這很容易做到：不給予信貸、不提供技術、不給錢、不給予政治或外交承認。當然，也不要做出向蘇聯賣糧食這樣的愚蠢行為。2.7 億蘇聯人民會永遠感謝你們，如果你們停止援助現在坐在克里姆林宮的那群殺人犯，雷根總統還恭敬地稱他們為「政府」。他們根本不治理任何事物，更不用說像蘇聯經濟這樣的複雜事務了。所以基本上…兩個非常簡單也許太過簡單的答案或解決方案，但無論如何這些是唯一的解決方案。教育自己，理解你周圍發生的事情。你並不是生活在和平時期，你處於戰爭狀態，而你只剩下一點點的寶貴時間來拯救自己，你沒有太多時間了，特別是如果我們談論年輕一代。沒有太多時間留給美麗的迪斯科音樂下的搖擺和自慰了。這些很快就會消失，就在一夜之間。如果我們談論資本家或富有的商人，我認為他們正在出售他們很快就會被用來上吊的繩子。如果他們不停止——如果他們無法抑制他們對利潤貪得無厭的慾望——如果他們繼續與蘇聯共產主義這個怪物做生意，他們很快就會被吊死。他們會祈求被殺死。但不幸的是，他們會被送到阿拉斯加，可能去管理奴隸勞工。這很簡單化。我知道這聽起來令人不愉快。我知道美國人不喜歡聽不愉快的事情，但我叛逃不是為了給你們講述諸如微縮膠片詹姆斯‧龐德式間諜活動這樣的愚蠢故事，那都是垃圾。你們不再需要任何間諜活動了。我是來談如何生存的，這是這個體系生存的問題。你可能會問我，這對我有什麼好處，顯然是生存。因為正如我說的，我現在和你們在同一條船上。如果我們一起唱歌，我們就會唱得很好聽。這個星球上已經沒有其他可以讓我叛逃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