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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漫威的一個設定說起
《美國隊長》是漫威電影宇宙的第一部，故事設定在二戰期間。主角史蒂夫·羅傑斯被改造成超級士兵之後，他對抗的不是一般的納粹軍隊，而是納粹體系裡一個更危險的分支，叫做「九頭蛇」。這個組織由化名紅骷髏的德國科學家約翰·施密特(Johann Schmidt)領導，專門研究神秘主義與尖端武器，為九頭蛇效力的另一位科學家是生化學家索拉博士(Arnim Zola)。九頭蛇有一句口號：「砍下一個頭，兩個頭會長出來」。這不只是嘴上說說，是這個組織的運作邏輯：它沒有固定的組織形態，被擊倒之後會從別的地方長出來。
第一集結尾，紅骷髏消失（觀眾以為他死了），美國隊長為了阻止武器攻擊紐約，開著飛機撞進冰海裡，被冰封了七十年。九頭蛇在二戰結束時看似被徹底消滅，索拉則落入盟軍手中。
然後是《美國隊長 2：酷寒戰士》，故事時間跳到現代。這部片讓很多觀眾錯愕的揭露是：九頭蛇並沒有隨納粹一起倒下。戰後美國為了對抗共產主義，設立了一個叫神盾局（S.H.I.E.L.D.）的跨國情報機構，而索拉當年就是被美方從歐洲「引進」來神盾局工作的納粹科學家之一。這個設定直接影射現實中的「迴紋針行動」（Operation Paperclip）：美國戰後為了搶科技優勢，把納粹火箭專家 Wernher von Braun 等人整批收編進 NASA 體系，漂白他們的檔案，給他們職位，讓他們繼續做他們一直在做的事。
電影裡的索拉利用神盾局的資源，從內部重建了九頭蛇。他的成員以神盾局幹員的身份通過測謊、升任高層，在核心決策層裡面各就各位。幾十年過去，神盾局從來不知道自己被滲透了。到故事揭露時，九頭蛇已經長成比神盾局更大的組織，神盾局反而成了宿主。
這個敘事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不是「敵人還活著」，而是更深的那層：當你以為自己在利用敵人的人才時，很有可能是敵人在利用你的組織。
許家屯帶進棺材的秘密
1989 年 6 月 4 日，中共軍隊在天安門廣場開槍鎮壓抗議學生。這場流血事件在中共黨內造成深刻的分裂。黨內相當一批幹部，特別是胡耀邦、趙紫陽一脈的改革派，其實傾向同情學生，對強硬鎮壓強烈反彈。鎮壓之後，李鵬為首的保守派開始清算黨內的「同情者」，一批高層幹部在接下來的一兩年內陸續出逃海外。
時任中共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趙紫陽體系的人，六四後自知在黨內已無立足空間，1990 年 5 月以「外出旅遊休息」為由離開香港飛赴美國，在給鄧小平、楊尚昆的信中寫道：「我同中央常委有些人意見不合，他們對我可能有些動作，我需要暫時避一避。」他在洛杉磯暫住佛光山西來寺時，認識了當時在《中國時報》駐美的卜大中。
多年後，卜大中在《思想坦克》連載的《孤狗人生》系列裡，寫下了一段他從未對外披露過的對話。
許家屯告訴他，自己在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期間（1983 到 1990），不只兼任港共的領導人，也兼任台共的領導人。這個台共不是日治時期謝雪紅那條老線，是 1945 年之後、受中共中央直接指揮的現代台共。
許家屯沒有說這個組織的運作規模，沒有說成員結構，也沒有說任何具體情報。他只說了一句話：「我死也不會洩漏誰是台共在台灣的領導人。」
這句話的意思很清楚。1990 年的時候，中共在台灣還有一條組織健全、領導清晰、在島內實際運作的地下黨。而且這條線的最高指揮不在台灣，在香港新華社。
許家屯的話否定了一個台灣社會長期以來的默認假設：1950 年蔡孝乾叛變導致省工委全面瓦解、1953 年鹿窟武裝基地被攻破之後，中共在台灣的有組織地下力量就算被連根拔起了。
沒有。它只是換了存在方式。
被收編進神盾局的九頭蛇
雙向滲透：國共內戰的真實面貌
要理解這條線是怎麼重新長出來的，得先理解國共內戰的真實面貌。
教科書的版本是國軍軍事失利、大陸民心向背、共產黨農村包圍城市之類的宏觀敘事。但任何讀過情報戰史的人都知道，國民黨在大陸的潰敗有相當一部分是情報戰的潰敗。
中共所謂的「後三傑」，也就是熊向暉、陳忠經、申健，全部潛伏在胡宗南身邊當機要秘書，胡宗南從 1943 到 1947 在西北剿共的每一個軍事部署，毛澤東都在幾天內拿到第一手情報。國防部作戰廳長郭汝瑰是中共地下黨員，徐蚌會戰的整套作戰方案在下發到各部隊之前就已經送到了延安。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也就是中共代號「密使一號」的人，把長江江防部署圖、台灣戰區戰略防禦圖、舟山與金門的兵力配置圖一張一張送出去。軍令部第一廳廳長劉斐也是中共地下黨。
蔣介石在大陸的參謀本部、作戰廳、情報廳，有相當比例等於在替共產黨開會。
1950 年 3 月吳石案爆發之後，從蔣介石到毛人鳳到谷正文到彭孟緝，整個台灣情治系統陷入一種接近歇斯底里的「寧可錯殺、不可放過」狀態。這不是單純的偏執，是來自親身經歷的集體 PTSD。他們剛剛才因為類似的滲透，輸掉了整個中國大陸。
然後，就在這種情境下，他們破獲了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自新制度：被收編的敵人
1950 年 1 月，因為《光明報》這份地下刊物被查獲，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蔡孝乾在不到一週內全部招供，省工委旗下組織在之後幾個月被連根拔起，全台有約 1800 人被牽連，其中 1100 人被槍決。
但不是所有人都被槍決。
1953 年之後，蔣經國改採懷柔政策，對倖存的省工委成員提供「自新」選項：坦承身份、全盤交代組織、公開聲明脫離中共，換取活命甚至不必長期關押。自新之後，他們多半被派去做「匪情研究」。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職位。他們被分發到保密局（後來改制為國防部情報局）的匪情研究室、調查局第二處（後改為第四處）研究處，以及後來成立的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文化大學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這些機構。他們每天的工作，是從中共官媒（《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這些言不及義、充滿洗腦八股的文字裡，從語序的微妙變化，從某個詞彙的出現與消失，從某人某時某地發表的講話，判讀出中共高層的派系鬥爭、人事異動，以及誰和誰之間可能有過接觸往來。這些資訊後來匯整成「匪情簡報」，送到蔣經國的辦公桌上，成為台灣對中國大陸政策判讀的最主要依據。
他們被國民黨政府好好養著，有固定薪水也有單位宿舍。但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在監控之下，跟誰通信、跟誰見面、信件寫了什麼、家裡來了什麼客人，都有另一套系統在看著。他們被允許做研究，不被允許進入核心決策層；被允許寫分析報告，不被允許參加高層會議。他們是單位裡永遠的「自新人員」，是體制內部的他者。
曾永賢自己在口述歷史裡說過，他在調查局任職 37 年，「表面看起來平順，其實是一條艱辛的路」。
這些人的名字
要理解這個結構，得看具體的人。
蔡孝乾，彰化花壇人，1928 年加入日共台灣民族支部（老台共）。1932 年進入中央蘇區，1934 年隨中央紅軍長征，是唯一走完長征全程的台籍黨員。抗戰時期擔任八路軍敵工部長，1945 年中共七大後被指派為台灣省工委書記，1946 年返台組建組織。1950 年被捕後自新，授少將銜，任保密局設計委員會委員、調查局副局長。1982 年在台北病逝。
洪幼樵，廣東揭陽人，中山大學畢業，抗大五分校出身，1937 年入黨。1946 年隨蔡孝乾來台擔任省工委宣傳部長兼台中地區負責人。1950 年 2 月被谷正文在基隆碼頭誘捕，自新後任保密局匪情研究室研究員，退休後轉任文化大學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教授。
陳澤民，福建東山人，集美師範畢業，1933 年入黨，曾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員。1948 年赴台任省工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是當時資歷最深的在台幹部之一。1949 年 10 月被捕，自新後任職保密局匪情研究室至退休，1981 年因肝癌過世。
曾永賢，苗栗銅鑼客家人，早稻田大學政治系出身。1946 年在日本加入日共共青團，返台後透過謝雪紅認識左翼圈，1947 年經洪幼樵介紹加入省工委，負責桃園、竹南、苗栗三地的地下黨發展。1952 年 4 月在苗栗三義魚藤坪被誘捕，自新後進入調查局，從事匪情研究 37 年，1990 年以調查局第四處處長身份退休。退休後被李登輝延攬為國策顧問、總統府資政，擔任兩岸密使，1993 年後每年與葉劍英之子葉選寧在香港等地會面進行情報交流。2019 年在台北過世。
郭潛，又名郭華倫，廣東梅縣客家人。他的履歷最驚人：1927 年與葉劍英一起秘密入黨、1934 年隨中央紅軍長征、擔任過張國燾西北局秘書長、在延安時期任抗大政治教員，甚至受理過江青到延安後的恢復黨籍申請。後來擔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組織部長，1942 年 5 月在韶關被中統逮捕後當晚叛變，親手帶特務破壞整個南方工委、逮捕廖承志、製造廣西七九事件。到台灣後升任調查局副局長，1950 年代中期以本名「郭乾輝」為作者名，由內政部調查局出版《臺共叛亂史》。這本書先是調查局內部的幹員訓練教材，之後台灣商務印書館以「人人文庫」袖珍版公開發行，長年是戒嚴時期台灣市面上少數能取得的台共史入門書。由一位前中共南方工委組織部長來寫台灣共產黨的歷史，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當時「匪情研究」這個場域的組成邏輯：敵人的歷史，由叛敵者來寫。卸任調查局副局長後，他轉到國際關係研究所擔任副主任，改名「郭華倫」以學者身份，從 1969 年起陸續出版四卷本《中共史論》，成為台灣研究中共黨史的權威著作。1984 年過世。
沈之岳這個人比較特殊，身份至今沒有定論。國民黨版本說他是戴笠派入延安的軍統特工，曾擔任康生的學生，1939 年脫身返回軍統系統，1943 年才被中共發現他的國民黨身份。但另一個版本（包括曾永賢在口述歷史中明確指認）說他是雙面諜，甚至根本就是中共派回來的。他在台灣一路升任調查局局長，任期長達 13 年（1964–1978），一手建立調查局的現代體制，但也在任內把調查局的政治偵防功能大幅削弱，改為專注經濟犯罪偵防。1972 年 2 月，他一手安排了日本台獨運動「台灣青年會」委員長辜寬敏秘密取道泰國返台，與即將接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直接會面。沈之岳當時不只是情治首長，也是蔣家處理海外政治異議人士與敏感兩岸事務時少數可靠的中介管道。1994 年過世。曾永賢說他「當了十三年調查局長，徹底改造調查局，對共產黨而言，這是很大的貢獻」。沈之岳晚年到北京治病時，據說受到鄧小平、楊尚昆等中共高層規格的接待。
還有一個方向相反的案例：谷正文，本名郭同震。他的軌跡是從中共逆轉到國民黨。北大中文系學生，曾任中共北平學運委員會書記、八路軍 115 師政工大隊隊長，抗戰期間某個時點加入軍統（他自己的版本是 1935 年就被戴笠吸收，一直是潛伏在八路軍的軍統）。到台灣後，正是他親自偵辦了蔡孝乾案、吳石案，是省工委瓦解的直接執行者。他晚年寫了大量回憶錄，包括《白色恐怖秘密檔案》、《中共台灣省工委覆滅記》，成為後世理解這段歷史的主要敘事源頭。
但谷正文的敘事最近受到系統性的質疑。2025 年 11 月藍博洲出版的《我是蔡孝乾》指出，谷正文描述的「南開大學四人獄中互鬥」場景存在明顯的時間線錯亂與邏輯矛盾：陳澤民是 1948 年香港會議後才赴台的，根本沒資格批評蔡「回台前沒交代老台共身分」；張志忠在日據時期就與蔡孝乾在閩南共事過反帝運動，不可能不知道蔡的老台共身分。馬雯鵑「被誘姦」的供述筆錄在被捕四天後就出爐，內容如色情小說般不堪入目，而且沒有當事人簽名。藍博洲質疑這些都是刻意編造來詆譭革命者形象的宣傳材料。谷正文本人就是前共產黨人，他對蔡孝乾等人的敘事既是加害者的回憶，也是一個需要不斷強化自己「選邊正確」的人的心理投射。
不只是這些人
上面點出的幾個名字只是這個網絡裡最有能見度的部分。1953 年 12 月國防部核准自新的同一批，除了曾永賢之外還有陳福星、劉興炎、林希鵬、黎明華、蕭道應五人，全部是「重整後省工委」的幹部。
其中最特別的是 蕭道應。他是屏東佳冬客家人，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屆畢業，同屆同學包括後來的台大醫學院院長李鎮源、台大內科許強。戰時他到中國參加抗日，1945 年返台後經台大醫院同事介紹加入省工委，1952 年和陳福星、曾永賢一起在苗栗三義被捕。自新後的安排是調查局法醫。1959 年武漢大旅社命案，原本警界法醫葉昭渠的鑑定是自殺，幾個月後翻案變成謀殺，關鍵是蕭道應出具的「巴拉松中毒」鑑定報告。這份報告讓黃學文夫婦、台大化工系主任陳華洲等七人被起訴、家破人亡，當中有人被槍決。葉昭渠拒絕在翻案報告上背書，後來反被調查局誣告收賄，打了十年官司。熟悉內情的人回憶，蕭道應只是「一個布袋偶，任調查局局長沈之岳擺佈」。前省工委的自新人員，被用來當製造冤獄的工具。這本身就說明了這些人在體制內的處境，以及他們的專業會被用來做什麼。
蕭道應 2002 年過世，兒子 蕭開平 繼承了他在法醫體系裡的位置。蕭開平國防醫學院畢業、美國馬里蘭大學醫學博士，擔任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法醫病理組組長直到 2017 年退休。他涉入江國慶冤死案、徐自強案、蘇建和案等戒嚴後期到解嚴之後幾乎每一件重要冤案，做出的關鍵鑑定意見有多項後來被證明為錯誤。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公開批評他「多次做出錯誤刑事鑑識，成了冤案幫兇」。父親的角色是被調查局局長擺佈、參與製造冤獄的法醫；兒子則在解嚴後的法醫體系裡繼續扮演把人送進監獄的鑑定者。不是同一件事，但不是沒有連結。
還有一組數字。沈之岳在 1964 到 1978 擔任調查局局長的十四年裡，一手培養了 1400 多位大專以上學歷的調查員，調查局幹員平均年齡從 53 歲降到 36 歲，具大學學歷者比例從少數變成 87%。1980 到 2000 年代台灣情治體系的中堅骨幹，幾乎都是沈之岳這個時期帶出來的。如果沈之岳真的是曾永賢所指認的雙面諜，那這一整代調查員的辦案邏輯和對中共的認知框架，都在他的手上塑形過一遍。要清理一個被他塑形的體制，需要的不只是換一代人而已。
結構性的鏡像
把這些名字放在一起看，會浮現一個非常詭異的結構。
1950 到 1980 年代，台灣負責反共的核心情治機構，也就是保密局、調查局、軍情局，高層由前共產黨員組成。局長沈之岳（疑似雙面諜）、副局長郭潛／郭華倫（前中共南方工委組織部長）、另一位副局長蔡孝乾（前省工委書記），三個最高層全部來自敵營。中層的研究骨幹洪幼樵、陳澤民、曾永賢，同樣全部是前中共黨員。外圍的學術研究單位（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文化大學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主要的中共研究權威有相當比例是這批人。
這是一個奇異的鏡像世界：負責反共的人，幾乎全部是前共產黨員。他們用共產黨訓練出的思維方式去研究共產黨，用共產黨內部的行話和邏輯去解讀中共的每一個動作。他們確實是台灣最懂共產黨的人，從組織內部親身經歷過那套運作，沒有人比他們更清楚毛澤東在想什麼。問題是，當一個機構的「反共知識」完全由前共產黨員生產，這個機構的認知框架本身就已經被對方塑造了。
這個結構還留下一個歷史諷刺。1980 年，盧修一在巴黎大學以《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 1928-1932》論文取得政治學博士；1983 年 1 月，他被調查局以「與獨立台灣會史明聯絡、涉嫌叛亂」為由逮捕，判感化教育三年。就在他坐牢的 1986 年，調查局把他的法文博士論文翻譯成中文，作為內部幹部教材付梓流通。人被關進仁愛教育實驗所，書卻被敵人當成教科書。戒嚴時期的台灣，本土學者研究台共史會被抓，但情治機關可以用前中共南方工委組織部長的筆名公開出版台共史入門書，也可以把政治犯的博士論文翻譯後內部流通。研究什麼不是重點，誰在研究才是。
這不是九頭蛇的隱喻，是九頭蛇本身。
回到許家屯
現在回到許家屯告訴卜大中的那個秘密。
上面提到的這些人（蔡孝乾、洪幼樵、陳澤民、曾永賢、郭潛、沈之岳）都已過世。他們未必就是許家屯所說的「台共在台灣的領導人」。嚴格來說，他們被吸收進國府體系後，至少在公開身份上都是國民黨情治機構的員工，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他們之中有人還保留著與中共的聯繫。
但有幾個事實放在一起，會讓人睡不著覺。
1949 年之後的四十年間，香港和台灣的人員往來從來沒有真正中斷過。商貿、親友、學術、宗教、醫療，各種名目的管道都存在。1997 年之前，英國統治下的香港是全世界情報機構在亞洲的交換中心。CIA、MI6、KGB／FSB、摩薩德、中共國安部、台灣軍情局、台灣調查局、日本公安調查廳，全部在香港設有工作站，人員在這裡交換情報、交換人員、交換錢。這個狀況一直持續到 2019 年反送中運動之後、2020 年《國安法》實施，才真正改變。
許家屯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 1983 到 1990，正是台灣解嚴前後、兩岸剛開始互動的敏感時期。他「兼任」台共領導人的指揮鏈條是北京→香港新華社→台灣，這個路徑跟上面那些「自新人員」的任何個人聯繫都沒有直接關係，但任何在情治系統工作的前共產黨員，都有可能是這個路徑上的一個節點。
曾永賢晚年在口述歷史中反覆警告：「早在國民黨撤退來台時，就已經有長期埋伏在國民黨和政府機關內部的共產黨員或是同路人。」他說他多次在總統府開會時提出中共在台內應問題，結果是「惹人厭」，沒人想處理，有關單位以「太敏感」為由不去碰觸。他是調查局出身、專研中共 37 年、後來擔任兩岸密使每年與葉劍英之子見面的人，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漫威那個設定還留下一個細節值得深思：神盾局當中絕大多數幹員，終其職業生涯都不知道自己所在的組織已經被置換了。他們忠誠地工作，通過例行的安全審查，升遷，退休。九頭蛇不需要每個人都是它的人，只需要關鍵位置上的幾個人，其他人照常生活就好。
我不是要指控上述任何一位具體人物。他們之中大部分可能真的是「轉向」成功的。人的信念會變，尤其是在親身目睹組織瓦解、同志被槍決、自己在刑訊室裡經歷過那一切之後。曾永賢就明確說過，1953 年史達林死後貝利亞被整肅那件事，讓他徹底認清共產黨的真面目。這種內心的轉變是真實的。
問題從來不是「所有人」，而是「有沒有人」。一個運作了四十年的地下組織，需要的不是一百個忠誠者，而是幾個關鍵節點上的人。
許家屯到美國之後，並沒有變成反共人士。卜大中在回憶文章裡特別提到一個細節：七十多歲的他定居洛杉磯後，主動借西方經濟學的書來讀，寫了一系列文章登在香港《信報》上，認真分析資本主義的運作，希望能對中國的經濟改革有幫助。卜大中對這位老共產黨員的用功印象深刻，還感嘆國民黨這邊沒有這樣的人，這也是國共鬥爭為什麼國敗共勝的部分原因。
許家屯離開中國不是對黨幻滅，是跟李鵬那批保守派的路線之爭。他到死都認為自己是忠誠的共產黨員，只是不認同當權派的做法。這種人的秘密，才是真正帶得走的。他知道台共領導人是誰但不會說，不是出於什麼情緒性的保留，是因為他的黨紀本能從來沒有鬆動過。
這就是這段歷史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它從來沒有被揭露，也可能永遠不會被揭露。
漫威電影裡九頭蛇最終還是被揭發了，那是好萊塢敘事的便利。現實中的版本沒有這種收尾。被吸納進神盾局的九頭蛇成員活到了退休，拿了退休金，在紀念冊上被稱為「忠誠的老幹部」，把秘密帶進墳墓。而神盾局本身，從來沒有機會看見自己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