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九合一選舉在 11 月 28 日投票，投票前一個多月，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的「洋流」成了知識界與政論圈的箭靶。10 月 11 日起，傳播學者與作家陸續發文，把這場社群與品牌造勢稱為「人畜無害型類法西斯」、「本質上就是法西斯」，還拿它比作希特勒的「褐衫軍」和烏克蘭的「亞速營」。
我認為這個標籤在概念上失準，也把問題看錯了。「洋流」是台灣政壇反覆出現的政治追星，和法西斯的組織與暴力扯不上關係。更讓我不舒服的是，「法西斯」這個詞正被莫斯科拿來合理化侵略烏克蘭、被北京拿來包裝對台論述，台灣學者把它貼到本土選戰上，很可能成為這兩套敘事的現成素材。如果真要用這把尺，最該量的是蔣介石，偏偏羅世宏的法西斯系譜裡沒有他。
另一件讓我擔心了好幾年的事是：台灣政治長年圍著每個時代冒出來的政治明星轉，政策和制度改革都排在後面。這也不全是選民或政治人物的錯。想推動改革得先贏選舉，選民又容易被明星吸引，只講政策通常贏不了，有心往上走的政治工作者只好先把自己做成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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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標籤的誕生與膨脹：從「人畜無害型類法西斯」到「褐衫軍」
標籤是怎麼貼上去的：羅世宏開頭、楊渡加碼
這波「洋流＝法西斯」的論述，起點是傳播學者羅世宏在 2026 年 10 月 11 日發表的臉書長文〈必要時，類法西斯民粹政治人物也可展現出人畜無害的形象〉（另有 Substack 版本）。羅世宏在文中主張，二十世紀法西斯留給世人的印象多半是穿軍裝咆哮的硬漢，但當代民主社會裡戴著眼鏡、談吐溫文、擁有亮麗學歷的「人畜無害」型人物更具誘惑力，因為親和力本身就是解除公眾戒心的武器。
他舉了三個歷史案例。第一個是希特勒的居家形象：建築史學家斯特拉塔戈斯（Despina Stratigakos）2015 年的研究《希特勒在家中》（Hitler at Home）指出，納粹宣傳機器從 1932 年起有計畫地發布希特勒撫摸愛犬、與小女孩互動的照片，用來抵銷國際媒體對納粹暴力的報導。第二個是葡萄牙獨裁者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他是科英布拉大學教授出身，終生未婚、生活簡樸，以「無私奉獻的學者管家」形象支撐威權統治。第三個是羅馬尼亞鐵衛團領袖柯德里亞努（Corneliu Zelea Codreanu），他禁食、祈禱、騎白馬下鄉宣傳，用聖潔與犧牲的宗教語言替政治暴力背書。 講完這三個案例，羅世宏才談到台灣的「洋流」。他說沈伯洋的學者身分與品牌社群操作背後，有一套「內部敵人建構論述」，舉的例子包括 2025 年 3 月陸配亞亞案期間將大陸配偶稱為「敵國配偶」、在彰化大罷免造勢場合宣稱「大罷免沒過，台灣就毀了」、「國民黨已經變成共產黨的代理人」，以及日常論述中的「第五縱隊」與「高風險群」。
羅世宏在文末還是留了一段學術上的免責聲明，承認「不宜僅從外貌、學歷或談吐推定其政治性質，也不能把所有防衛或守護敘事直接稱為類法西斯民粹」。但這段保留，在後來的轉述裡幾乎沒人提。
11 月 5 日，作家楊渡在臉書發表〈看清洋流 沉默的良心站出來〉，直接拿掉羅世宏的保留條件，寫下：「學者羅世宏說沈伯洋現象是『類法西斯』，他太客氣了，本質上就是法西斯。」楊渡接著把「洋流」定性為「法西斯社會控制的總動員」，將黑熊學院的全民防衛訓練比作希特勒找資本家豢養、拿長棍毆打勞工的「褐衫軍」，再一路嫁接到烏克蘭的亞速營。他說亞速營在頓內茨克殺害俄羅斯人，「終於造成了普丁發動戰爭的理由」，這幾乎是原封不動搬用克里姆林宮的開戰敘事；他也指控美國資助沈伯洋的基金會，意圖在台灣複製亞速營、把台灣「烏克蘭化」。三天後，楊渡又重貼自己 2024 年 3 月借茨威格《昨日世界》寫成的舊文〈黑熊部隊的暗影 茨威格的憂鬱〉，替自己的「先見之明」背書。那篇舊文把墨索里尼的「黑衫軍」安到希特勒頭上，重貼時標題又改成「黨衛軍、褐衫軍」，三支部隊混在一起用。
用學者的尺量學者的指控：只有言論，哪來的法西斯？
旅台中國民運人士吾爾開希在 10 月 26 日於《太報》發表〈從「洋流」到「類法西斯」：台灣知識分子的文明認知〉，是這波論戰裡我認為最有說服力的反駁。他指出，「法西斯」與「納粹」經過二十世紀的種族滅絕與侵略戰爭，早已承載了現代文明付出慘痛代價才形成的道德判斷。從 2016 年新竹光復中學學生在校慶扮納粹，到廣告人范可欽曾提議用希特勒當廣告主角並將外國客戶的拒絕歸咎於「文化差異」，可見台灣社會對這組詞的歷史分量一直不太敏感。當學者輕易拋出「類法西斯」時，多加一個「類」字並不會讓指控更精確，只是讓沉重的歷史概念變成選戰裡順手的修辭。
羅世宏在文末列了四項檢驗標準：道德形象是否被用來取消對手的正當性；特定群體是否被界定為必須清除的內部敵人（引法西斯思想史學者羅傑・格里芬 Roger Griffin）；權力擴張是否免於法律問責（引政治學家羅伯特・帕克斯頓 Robert O. Paxton 的法西斯五階段論）；暴力是否被道德化。拿這四項回頭檢查他對沈伯洋舉出的證據，論證是接不起來的。
羅世宏自己也承認，辨識類法西斯要同時看「民族重生神話、政治組織、暴力實踐與對自由民主制度的態度」。帕克斯頓的五階段分析也一再強調，實際的政治行為與組織暴力，比意識形態言論更能說明一個運動的性質。可是羅世宏在沈伯洋身上舉出的證據，全部都是言論。
沈伯洋在罷免造勢場合說「大罷免沒過，台灣就毀了」；2025 年談陸配亞亞案時，他稱對方為「敵國配偶」，說這類配偶拿到居留後，言論自由本來就和國民有差別。這些話當然可以批評。把一場罷免拉高到國家存亡，是藍綠白造勢場合都常見的動員話術；把特定婚姻移民群體貼上標籤，在平權與國安的界線上也確實粗糙。但從「值得批評的激烈競選言論」跳到「類法西斯」，中間少了兩樣東西。
第一是組織化的街頭暴力。希特勒的居家照之所以是煙幕，是因為鏡頭外真的有衝鋒隊（SA）在街頭毆打政敵、真的有集中營在運轉；柯德里亞努也不是什麼溫和聖徒，他在 1924 年 10 月親手開槍打死雅西警察首長曼丘（Constantin Manciu），鐵衛團也真的組過執行暗殺的死亡小隊。沈伯洋或黑熊學院打過哪個異議者？楊渡用了好幾段「如果……會不會……」的假設句，想像民防課程變成持槍搶劫的暴力團，正好說明現實中他找不到一個施暴的案例。
第二是不受法律問責的秘密警察。羅世宏引用辛普森（Duncan Simpson）對葡萄牙秘密警察 PIDE 的研究，談日常檢舉與行政裁量怎麼滲進社會控制。但沈伯洋是執政黨立委、市長參選人，手上沒有秘密警察，也沒有繞過法院的行政強制權。
少了這兩樣，剩下的推論就只能靠形象。羅世宏自己寫了不宜只看外貌與談吐，但「人畜無害型類法西斯」這個詞離開他的長文之後，流傳的版本就變成「希特勒和薩拉查也會裝溫和，所以溫和講理的政治人物更可疑」。照這個邏輯，政治人物咆哮就是傳統法西斯，微笑講理就是人畜無害型類法西斯，怎樣都逃不掉，這種指控沒辦法被證偽。楊渡拿掉「類」字時，用的就是這個版本。
「洋流」是學者人設、危機感訴求和社群流量操作湊在一起的政治追星，也就是政治的綜藝化。拿二十世紀的極權主義來比，是找錯了比較對象。
這張標籤為什麼危險：它接上了莫斯科與北京的敘事
比起失準，我更在意這個標籤會被誰拿去用。「法西斯」在當代國際政治裡從來不是中性的學術詞彙。2022 年普丁下令入侵烏克蘭，給出的理由之一就是「去納粹化」，亞速營是這套說法最常被舉的例子。中國則在 2025 年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80 周年」和「台灣光復 80 周年」綁在一起紀念，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說台灣光復是抗戰勝利的重要成果，而抗戰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套敘事裡，「反法西斯」和「台灣屬於中國」被講成同一件事。
楊渡把黑熊學院連到亞速營，說美國資助的力量想讓台灣「烏克蘭化」，這和俄羅斯的開戰說法幾乎一樣。楊渡的本意或許只是反對民進黨，但這些文字放進莫斯科或北京的宣傳裡，一個字都不用改。我不是說用這個詞的人要替濫用者負責，研究歷史時該用還是要用，下一節談蔣介石就會用到。但在選戰裡拿它貼本土候選人，說不清多少事，倒先替對岸備好了素材。
這種用法也不是哪一個陣營的專利。2025 年 5 月，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批評賴清德對待在野黨的方式類似希特勒，德國、歐盟、法國等駐台單位罕見地發文回應，德國在台協會的英文聲明一開頭就寫「With deep disappointment and concern」（深感失望與關切）。在歐洲人眼裡，這不是可以隨口拿來比喻的詞。
這把尺從來沒量過最該量的人：蔣介石與法西斯德國
羅世宏那篇臉書長文底下，讚數第二高的留言只有短短一句反問：「好奇你的法西斯系譜為何獨缺蔣家人？」
我引這句留言，並不打算反過來說蔣介石才是「真正的法西斯」，那只是換一邊貼同一張貼紙。我在意的是標準有沒有一致：如果羅世宏的檢驗標準是用來辨識危險的，和台灣有關的政治史裡，最該被檢驗的是蔣介石。羅世宏的系譜本來就沒有限定在當代民主：薩拉查是在軍事政變後的體制裡掌權，柯德里亞努活躍在兩次大戰之間；台灣案例他也列了趙少康的「統統抓起來」和韓流，唯獨沒有蔣家。
蔣介石對法西斯德國的仰慕，不必靠「戴眼鏡」或「摸愛犬」這類形象類比去推敲，因為檔案裡留著他寫給希特勒的信。根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公布的檔案，兩人之間已知至少有五次通信，其中四封是蔣介石主動寫的。1936 年 7 月，他託來華考察的德國國防軍第七軍軍長賴歇瑙（Walter von Reichenau）帶信給希特勒，寫道：「內政建設不惟刻不容緩，更須加緊實施，尤須於政治經濟思想各方面與貴國攜手合作，以助他山」，並承諾「中國之原料必須巨量供給貴國」。直到德國已成敵國，孫中山之子孫科還批評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批評了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唯獨沒有批評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旅美作家余杰曾在〈蔣介石為何崇拜希特勒？〉與《暗黑民國史》書摘中整理過這段史料。）
除了書信，還有實際的制度模仿。蔣介石聘請「德國國防軍之父」塞克特將軍（Hans von Seeckt）擔任總顧問，建立只聽命於他一人的中央軍官團；在國民黨內組建特務組織復興社（幹部穿藍衣黃褲，外稱「藍衣社」），在軍隊裡宣揚法西斯主義，以暗殺、監控維護統治；1934 年發起的新生活運動，連鄉下人走路靠哪邊、扣不扣鈕扣都要由公權力來管。
哈佛大學歷史學家柯偉林（William C. Kirby）在《德國與中華民國》裡的診斷是：國民黨自北伐成功後就害怕群眾運動失控，只敢由上而下「訓導」民間，所以蔣介石「只是模仿法西斯體制，而不是法西斯運動，但是運動對於建立法西斯政權是必不可少的」。這套體制後來隨國民政府搬到台灣，戒嚴時期的保防檢舉與救國團，都看得到這套由上而下訓導的影子。
這段有親筆信、有特務暗殺的歷史，沒有出現在羅世宏的法西斯系譜裡；手上沒有任何公權力強制手段的「洋流」，反倒成了他檢驗的對象。
標籤底下被忽略的問題：台灣政治的明星中心主義
同一個希特勒，兩張相反的清單
2024 年 1 月總統大選剛結束時，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吳崑玉在 NOWnews 專欄〈從希特勒到柯文哲，那些民粹領導人的行銷手法〉裡，引用管理學者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的《經濟人的末日》與德國記者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對納粹崛起的研究，拆解柯文哲的民粹操作。隔天他上《年代向錢看》，把類比講得更重，但先聲明「這不是說柯 P 就是希特勒，不能這樣講，而是所有的民粹主義者幾乎都在走同樣的道路」。
他舉了柯文哲的幾種做法。一是像 LED 燈一樣的承諾：專欄寫柯文哲對 A 講 A 想聽的話，對 B 講 B 想聽的話，被質疑前後矛盾就反問「那讓我做做看嘛！你怎麼知道我做不到？」吳崑玉在節目上補充，一般選民以為互相矛盾的主張不能並存，民粹領導人卻像 LED 燈，今天左邊亮、明天右邊亮，彼此不必有邏輯關係。二是流進高中校園的「小草識別證」，這是他在節目上舉的例子：2024 年選後，有家長發現 16 歲的高中生在 IG 和 LINE 上炫耀民眾黨發的卡片，卡片不叫黨證，正面卻印著「臺灣民眾黨 黨員資格：一般黨員」。吳崑玉說這樣發展下去，「就是我們以前熟知的救國團，再往前就是希特勒青年團」。另外，柯文哲把傳統媒體打成「政媒合一的側翼」，自己經營 24 小時直播的 KPTV 和自媒體。 兩年後，羅世宏想拿同一個希特勒去套沈伯洋，這張清單幾乎一項都套不上。沈伯洋的形象是溫和講理的學者，於是羅世宏另外發明了「人畜無害型類法西斯」，連戴眼鏡、談吐斯文都成了解除戒心的罪證。同一個希特勒，兩年內被拿來套兩種完全相反的人，「法西斯」在台灣政論場已經沒有判準了。
柯文哲和沈伯洋確實有共同點：兩人都是同一套造星機制捧出來的政治明星，一個是「台大名醫、政治素人」，一個是「認知戰學者」。兩次類比都在問這個人像不像希特勒，沒有人問台灣政治為什麼一再需要這樣的人。
從黨國造神到社群網紅：一部圍繞政治明星旋轉的台灣政治史
我也不同意把「洋流」講成好事。吾爾開希在反駁文章裡把「洋流」說成「候選人與選民之間持續進行的對話」，認為選民是理性的支持者而非粉絲，代表台灣民主往前走了一步。這是善意的期待，但太樂觀了。評論者忙著拿「法西斯」、「褐衫軍」打沈伯洋，討論被帶到稻草人身上，「洋流」該檢討的地方反而沒人談：它延續的是台灣政治幾十年來的明星中心主義與綜藝化。
回頭看戰後台灣，幾乎每隔幾年就會出現一個主導政壇話題的政治明星，或一股以人名為號召的「流」。傳播媒介從報紙、無線電視、有線新聞台換到 Facebook、YouTube 和 Threads，造星的方式沒有太大變化。
戒嚴時期，報禁加上黨國控制媒體，《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和《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都當過國民黨中常委，兩大報本身就是黨國宣傳的一部分。蔣經國穿米色夾克下鄉、在路邊攤吃便當、抱農民小孩的畫面，透過報紙頭版和老三台反覆播送，造出「勤政親民」的領袖形象。
解嚴後，1994 年台北市長選舉是台灣第一場現代意義的明星選戰。新黨的趙少康在造勢場高喊「新秩序」，要把違法亂紀者「統統抓起來」，賣的是強人形象；民進黨的陳水扁推出「快樂、希望」，配上競選主題曲和扁帽工廠的周邊商品，造勢場辦得像演唱會。同一時期，當過新聞局長、熟悉媒體運作的宋楚瑜，在省長任內跑遍全台 309 個鄉鎮，靠電視新聞曝光建立跨派系的「勤政愛民」形象；接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則靠慢跑、俊朗外貌與不沾鍋形象，十多年間一直是藍營最受歡迎的人物。
2014 年之後，造星搬到網路和 24 小時新聞台。柯文哲以「台大名醫、政治素人、講話直白」的「阿北」人設，成了台灣第一個 YouTube 原生的網紅市長；2018 年韓國瑜靠「一瓶礦泉水、一碗滷肉飯」的庶民語言和「高雄發大財」口號，在旺中集團的放送與社群轉傳下掀起「韓流」；黃國昌從太陽花學運的學者「戰神」，轉型成在直播鏡頭前咆哮、以「揭弊正義使者」自居的流量型政治人物，柯文哲出事後，更靠反民進黨的情緒動員維持支持者。2026 年輪到民進黨，推出頂著認知戰學者光環、搭配視覺品牌設計和「小水滴」社群動員的沈伯洋。
「韓流」、「小草」和「洋流」的政治立場南轅北轍，傳播形式卻很像：都有粉絲代號和周邊識別，都靠短影音金句和情緒共鳴，也都把複雜的政治議程壓縮成一個人的魅力與道德形象。
政治變成追星之後，政策就沒人看了
這是我真正想批評的地方：台灣政治很少圍繞政策與制度改革來推進，比較像演藝圈，跟著當時最紅的人轉。
政治變成追星，公共討論就會被排擠。以台北市長選舉為例，治理一座數百萬人的首都，涉及大量枯燥、卻天天影響市民生活的細節：都市更新的容積誘因與公益分配、公車路網與路口標線號誌（例如公館圓環拆除案暴露出的交通評估黑箱與程序問題）、社會住宅的財務、局處之間的協調。這些事沒辦法用三十秒的 Reels 講完，也不像「打倒賣台集團」或「下架貪腐政權」那樣讓人熱血沸騰。
在政治明星中心主義之下，選民習慣把制度問題簡化成「換一個對的人上去就好」。喜歡一個人，就把他當成救世主，連失言和政策空洞都能解讀成真性情；討厭一個人，就給他貼上法西斯、綠共或中共同路人的標籤。結果明星換了好幾輪，從扁迷、馬迷、韓粉、小草換到小水滴，官僚的本位主義和監督制度的漏洞都還在原地。
民主選舉的結構困局：不先成為明星，就很難當選
批評政治明星化很容易，要求政治人物「少搞造神、多談政策」也不難，難的是這個要求和選舉的運作方式互相衝突。
單談政策理念為什麼贏不了？吳崑玉兩年前的「佔領通路」處方
在民主制度裡，任何政策或制度改革都得先贏得選舉、拿到執政權或議會席次，才有機會實行。沒有選票，政策白皮書寫得再好也只能放在抽屜裡。而在現在的媒體環境下，只講政策和制度改革的候選人，通常會輸。
吳崑玉在 2024 年 1 月大選結束隔天上《年代向錢看》時，對民進黨提過一個警告。當時民進黨雖然贏得總統大選，卻流失大量年輕選票、失去國會多數。吳崑玉在節目上說，民進黨執政太久已經「建制派化」、「慢慢國民黨化」。年輕人在意的是月光族、存款不足、睡眠不足的生活困境，或是計程車司機對交通記點制與檢舉文化的滿肚子火，政府官員卻只會開罰單，選輸了就檢討說「其實我們做得不錯，只是政令宣導不夠」。他回憶自己三十年前在台北市政府幫黃大洲輔選時，聽到的就是一模一樣的話，並當場預言：「如果抱持這樣的想法，你完蛋了。你不用等到四年，兩年後（2026 年）就要再死一次。」
當時吳崑玉給民進黨開出的具體處方是什麼？他說，立法院已經變成「網紅瘋人院」，當藍白陣營已經擺出黃國昌、韓國瑜、謝龍介、徐巧芯、羅智強、王鴻薇等六、七個高流量網紅在網路上打全場人盯人時，民進黨在立法院卻只有一個王世堅勉強有聲量，因為建制派官僚連發支影片都要跑上千層公文、蓋兩百個章。所以他主張：
「不要跟人家講說要封鎖通路、要打認知戰。當一個東西紅起來的時候，封鎖是沒有用的，你只能佔領——用更多、更好的內容，或更多的通路。」
他還建議民進黨學 PRADA 發展副牌 Miu Miu，避開建制派的政二代，把資源交給體制外有戰鬥力的新面孔去「佔領通路」，才有機會在 2026 年的縣市長選舉打贏。
兩年後的「洋流」，找來非傳統派系出身的沈伯洋、跳過官僚公文流程經營社群、強化品牌視覺，再用「小水滴」動員年輕與中間選民，幾乎就是照著吳崑玉當年的處方抓藥。
開處方的人，後來也走進了這場選戰。2026 年 8 月 11 日沈伯洋發表五大政見，吳崑玉是台上的政策推薦人之一，說自己「作為一個台北市民，我只希望這個城市正常一點，正常就好」；10 月初他在沈伯洋的造勢場合批評蔣萬安市府「能力不好可以學，態度不對就該換人」；10 月底又上節目用「作戰視角」解讀「洋流兵法」。這層關係要先講清楚：本文引用的吳崑玉，今天是沈伯洋陣營的支持者。我引用他 2024 年的分析，是因為那些話說在「洋流」出現之前。
吳崑玉開的處方是用更多、更好的內容佔領通路，他還特別說不要打認知戰。但選戰裡衝流量最快的，往往還是敵我二分與末日敘事，於是兩年後照著處方抓藥的「洋流」，被羅世宏說成「類法西斯」、說成對台灣選民打認知作戰。兩種批評出自不同的人，最後卻落在同一個政黨身上：講政策宣導，被說是官僚老化等死；做社群品牌動員，又被說是類法西斯認知戰。那政黨與候選人在選舉裡到底該怎麼爭取選票？
政治工作者的兩難：為了改革理想，先把自己塑造成明星
一個原本專注於特定專業領域（無論是認知戰與國安法制、交通工程、都市計畫還是司法改革）的學者或實務工作者，如果只留在體制外寫研究報告、開公聽會，很快就會發現掌權者根本不必理會你。台北市政府拆除公館圓環就是例子：即便民間團體提出便宜 50 倍的標線改善方案、議會決議暫緩、兩萬人連署反對，握有行政權的市長依然可以在凌晨強行動工。要改變政策與制度，你只能跳下來參與選舉，親自去爭取那個握有決策權的位置。
但一旦參選，面對的就是數百萬每天被短影音、聳動標題和情緒對立包圍的選民，沒有人會花三個小時讀政策白皮書。在造勢台上花四十分鐘講解台北市容積代金制度的修法，台下觀眾會開始滑手機，電視台不會剪，演算法也不會推；喊一句「這一票沒過，台灣就毀了」，或給支持者一個有歸屬感的社群代號，流量和捐款馬上進來。
想跨過當選門檻，政治工作者多半得先把自己包裝成符合時代口味的明星：硬漢、庶民、直白的阿北，或溫文卻能帶大家抗敵的學者。麻煩的是，明星形象原本只是贏得選舉的手段，選戰一打起來，手段很容易吃掉目的。為了維持熱度，候選人的話會越講越簡化、越講越二元，原本複雜的政策思考最後只剩口號。
羅世宏在沈伯洋身上看到的末日敘事和敵我二分，我認為是一個學者進入選戰後，為了衝出同溫層而做的妥協。這些話值得批評，但該問的是選舉動員語言怎麼把國安與市政討論壓扁了，用不著扯到希特勒與薩拉查。
結語：再喜歡一個政治人物，也要對他保持懷疑
我拆這張標籤，並不打算替沈伯洋所有的競選言論背書，知識分子監督權力也是應該的。正因為需要監督，「法西斯」這種承載歷史浩劫、又正被莫斯科和北京拿來合理化侵略與併吞的詞，更不能在選戰裡隨手使用。
放回台灣政治史裡看，「洋流」是繼蔣經國的親民神話、扁馬旋風、韓流與小草之後，又一股以人名為號召的「流」。
這個循環很難靠哪一方單獨打破。選民每天面對的是短影音金句、聳動標題與情緒對立，要求選民「多看政策白皮書」，和要求候選人「不要當明星」一樣，都是把結構問題說成個人的道德問題。標籤之爭本身也在這個市場裡運作。截至 11 月 8 日，羅世宏那篇附了文獻與檢驗標準的長文，發文四週約有 306 個心情；楊渡那篇直接寫「本質上就是法西斯」的貼文，兩天就有約 7,200 個心情、510 次分享。兩天對四週，心情數差了二十多倍。
評論者能做的，是把「貼標籤」換成「列出檢驗標準、逐條舉證」。選民能做的事比較小，也比較實際。
台灣這幾十年捧紅過的政治明星，不少最後都翻了船：陳水扁卸任後因貪污案入獄；馬英九第二任期遇上 2013 年馬王政爭，年代民調的施政滿意度一度只剩 9.2%；韓國瑜當選高雄市長一年半後被罷免；柯文哲因京華城案被起訴，一審遭重判。每一次，事發前都有大批支持者深信自己選對了人。
所以我越喜歡一個政治人物，就越提醒自己要多懷疑他一點，這對今天的小水滴也一樣適用。下一次投票之前，與其問自己喜不喜歡這個人，不如查一件具體的事：他上一次承諾的政策，做成了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