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斯拉夫詞叫 novosti，意思就是「新聞」。蘇聯時代有個叫諾沃斯季的新聞社，曾經是 KGB 的延伸機構；今天塞爾維亞有份親俄小報也叫《新聞報》（Novosti），頭版三天兩頭寫西方如何在巴爾幹策劃顏色革命。兩者沒有任何組織上的關係，可是那條從莫斯科一路滲到貝爾格勒的論述血脈，用的是同一個名字，也用著同一套手法：把宣傳裝進「新聞」這個盒子裡賣出去。
我想談的就是這個盒子。
更精準的引子或許是另一個畫面。新華社最早那批無線電器材，有一部分是紅軍在反圍剿戰役裡，從國民革命軍手上繳獲的。共產黨喉舌的硬體，是國民黨的戰利品。國共兩黨在戰場上打到你死我活，但他們造宣傳機器用的那張圖紙，其實是同一張。
這篇文章想攤開四個機構：台灣的中央社、中國的新華社總社、新華社香港分社，以及蘇聯的諾沃斯季新聞社（APN）。它們表面上分屬敵對陣營，骨子裡卻共享同一套列寧式宣傳機器的基因。真正把它們區分開來的，是兩件事。一是那層「通訊社」外衣有多厚，二是它們在歷史轉折裡，究竟走向了去黨化，還是黨國的更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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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張圖紙
要理解這四個機構為什麼這麼像，得先回到 1920 年代的廣州。
1924 年 1 月，國民黨在廣州開了改組後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場「一大」是聯俄容共的起點，蘇聯顧問鮑羅廷帶著共產國際的方法，替國民黨動了一場列寧式的手術。手術的產物之一，就是中央宣傳部。同年 4 月 1 日，中央社在廣州掛牌，由戴季陶經手的一紙通告催生，成為國民黨第一個黨營文化事業。
注意這個出身。中央社從第一天起就不是民間媒體，而是黨的宣傳器官，是那場蘇聯協助改組的直接結果。它和蘇維埃體制下「黨—喉舌」的設計，本來就同出一源。
新華社的血統更純粹。它的前身紅色中華通訊社，1931 年 11 月 7 日在瑞金成立，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同一天。11 月 7 日是十月革命紀念日，這個選日本身就是一句宣示。蘇聯的諾沃斯季更不必說，直接是蘇共中央的直系子弟。
所以這四個機構共享的，是一個把「新聞」當作政黨核心器官來經營的傳統。媒體不是用來監督權力的，而是權力本身的一部分。差別只在於，這層器官後來長成了什麼樣子。
四個機構
接下來把這四個機構逐一攤開，順序大致就是那層外衣由薄到厚。
中央社：唯一卸下喉舌身分的那個
中央社真正脫胎換骨，靠的是蕭同茲。
1932 年，他向蔣中正提出三條改組原則：總社搬出中央黨部、改名中央通訊社獨立經營，以新聞為本位自設電台，在不違背國法黨紀的前提下獨立處理新聞。獲准後，他再提出後來常被引用的「工作專業化、業務社會化、經營企業化」。這套「三化」把一個純粹的黨部喉舌，推向了具有現代通訊社雛形的專業機構。抗戰期間隨軍記者的第一手報導，讓中央社一度名列世界五大通訊社。
1949 年它隨政府遷台，故事還沒結束。1973 年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1996 年依《中央通訊社設置條例》從黨營變成財團法人。這次改制有個容易被忽略的細節：條例明定，同一黨籍的董事不得超過董事總額的二分之一。這條規定刻意切斷了單一政黨壟斷的可能。
在這篇文章談的四個機構裡，中央社是唯一一個隨著民主化，真正把喉舌身分卸下來的。它的定位變成了「全民共有的國家通訊社」。這個轉向不是自然發生的，是台灣社會花了幾十年掙來的，後面會再回到這一點。
新華社總社：把喉舌制度化
新華社走的是反方向。
紅中社在 1937 年於延安更名為新華通訊社，早期它和黨報《紅色中華》是同一套人馬，直到 1939 年才報社分家。1949 年進駐北京，成為新生政權的國家通訊社。接著是一連串的升格：1982 年成為國務院組成部門，1988 年調整為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今天是正部級。
關鍵在於它的職能。新華社不只是報導者，它自我定位為「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同時還握有新聞主管機關的角色。它發布的一些內部規範，在中國新聞界具有主導作用。
同樣是 1949 年後的國家通訊社，中央社一步步稀釋黨對它的控制，新華社則把喉舌的身分愈嵌愈深，還順手拿到了監管別人的權力。同源的兩台機器，走出了兩種命運。
新華社香港分社：假通訊社，真駐港代表
如果說新華社總社至少還真的在發新聞，那香港分社就是這塊招牌名實落差最大的地方。
它 1947 年 5 月成立，首任社長是喬冠華，而喬冠華同時是中共香港工委書記。社長和黨的地方組織負責人，從一開始就是同一個人。
為什麼要用「通訊社分社」這種拐彎抹角的名義？因為港英殖民地不讓中共光明正大地掛牌。北京幾次想設立正式的特派員辦事處都被英方拒絕，英方擔心這會在殖民地裡製造出「雙重政權」。於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就成了一塊遮羞布，底下運作的其實是一個準大使館兼中共華南統戰指揮部。後來這個雙重身分被制度化為「一個機構兩塊牌子」，社長就是港澳工委書記。
許家屯把這個機構的政治本質演到了極致。他 1983 年被鄧小平派來主持香港回歸的過渡期，職位相當於今天的中聯辦主任。他在香港的「業務」沒有一項是通訊社的工作：高調設宴、廣交政商人脈，目的是替中方累積談判籌碼，他甚至公開提倡研究資本主義。
轉折來自六四。他探望過在香港絕食的學生，被趙紫陽緊急召到北京，因此開罪了保守派；戒嚴後又默許《文匯報》以開天窗的方式登出「痛心疾首」四個大字。事後北京清算支持學潮的人，他感到威脅，1990 年經人安排出走美國，成了六四後叛逃的中共最高級官員。三年後他寫的《香港回憶錄》在海外出版，因為披露了中共在港運作的內幕，被列為禁書。他 2016 年在加州離世，落葉歸根的願望沒能實現。
最能說明這個機構本質的，是它如何「正名」。2000 年 1 月 18 日，新華社香港分社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也就是中聯辦。處理方式很有意思：真正做新聞的那一小塊，被切出去另設一家在香港註冊的公司，剩下龐大的主體，整個變成了中聯辦。掛了二十一年的「新華社香港分社」銅牌，被中聯辦的銅牌取代。
換句話說，北京等於官方承認了一件事。過去半個多世紀，這塊牌子底下，新聞只是極小的一塊。
蘇聯 APN：偽裝到極致的那一個
諾沃斯季新聞社把這套偽裝推到了所有案例的頂點。
它的前身是二戰時的蘇聯情報局，1961 年改組為 APN。它對外不是政府機構，而是「民間的、非官方的公共組織」，官方任務寫得很漂亮：向世界介紹蘇聯人民的生活。帳面上它確實是個龐然大物，在 120 多個國家設有辦事處，發行六十種期刊，每期發行量超過四百萬份。
問題是這些「業務」的性質。它替外國記者安排訪蘇行程，也監管派駐海外的蘇聯記者。它的日常運作，和外交部、KGB 緊密咬合在一起。在蘇聯整個對外宣傳體系裡，負責製造假新聞與偽造文件的是蘇共中央國際資訊部，由它向諾沃斯季等媒體下達主題與素材的指導方針。APN 不生產自己的立場，它執行黨中央交辦的資訊任務。
至於它和 KGB 的人事重疊，有兩類證據。一類較學術：美國國務院的報告和學者指出，APN 的一名負責人是 KGB 軍官，曾協助策劃 1968 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APN 還有一整個部門由 KGB 人員組成。另一類來自叛逃者證詞：曾在 APN 工作的別茲緬諾夫宣稱，諾沃斯季約四分之三的員工其實是 KGB 軍官，他自己則負責在外國媒體植入宣傳、接待訪蘇團、蒐集情報並散布假訊息。
關於別茲緬諾夫的數字，我會留一點保留。他是冷戰時期極受反共陣營推崇的叛逃者，「四分之三」這個比例屬於他個人的證詞，帶有自我宣傳的成分，比較穩妥的讀法是把它當成指控，而非定論。但「APN 是 KGB 的掩護、是積極措施的工具」這個大判斷，有國務院報告和多位學者佐證，可信度高得多。
這條血脈最值得記住的，是它沒有隨蘇聯一起消失。1941 年的情報局、1961 年的 APN、1991 年的俄新社、2013 年併入的「今日俄羅斯」國際通訊社，是同一個機構的歷代化身。在法國被禁的 RT，正是這套誕生於蘇聯體制核心的傳播機器的直接繼承者。資訊是武器，這個機構只是換了塊招牌，繼續服役。
光譜與分岔
把四個案例排在一起，會看到一條清楚的光譜，量的是那層新聞外衣的厚度。
中央社在最淺的一端，它後期名實相符，真的成了公共新聞機構。新華社總社在中間，喉舌與新聞並存。香港分社更深一層，通訊社幾乎純粹是駐港政治代表的偽裝。APN 在最深處，連「民間」這個身分都是假裝，本體是黨指揮、與情報機關共生的宣傳工具。
可是光譜只回答了「像不像」，沒回答更要緊的問題：明明同源，為什麼命運分岔得這麼遠？
關鍵的變項是民主化。中央社之所以能卸下喉舌，不是因為國民黨良心發現，而是因為台灣社會在解嚴後，逐步把黨國機器拆解、重新分配。那條「黨籍董事不得過半」的條文，就是這個過程留下的法律痕跡。新華社、香港分社和 APN 沒有遇到這種社會壓力。少了這股力量，喉舌只會愈長愈深：總社把它制度化，香港分社把它偽裝起來，APN 則在蘇聯垮台後換皮續命。
同一張列寧式的圖紙，遇到民主化會被改寫，遇不到就會愈長愈密。
它還在運轉
最後回到此時此地。
這套把宣傳裝進新聞盒子的傳統，從蘇聯時代的偽造文件到今天的認知作戰，一個世紀以來沒有真正退場，只是換了工具。對台灣人來說，這不是一段遙遠的冷戰掌故。我們今天面對的資訊戰、那些以「新聞」「媒體」「自媒體」為外衣的滲透，正是這套百年傳統在數位時代的延續。
中央社的去黨化在這裡反而成了一個有用的參照。它示範了一件事：一個曾經是「黨產級」的喉舌機構，在一個民主社會裡，是可以被拆解、被重新定義、被交還給公眾的。這條路走得不漂亮，也花了很久，但它走通了。
四個叫著類似名字的機構，攤開來看，其實是在問同一個問題：新聞到底屬於誰。是屬於下指導方針的那隻手，還是屬於讀它的人。這個問題，每個社會都得自己回答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