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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起點
2026 年 2 月，李貞秀遞補就任不分區立委，成為首位中配（又稱陸配）出身的立法委員。她飛回湖南衡陽申請放棄中國國籍，公安局不受理。內政部長劉世芳回應：那是「不具法律效果的放棄」。
這個事件把台灣法律體系中埋藏已久的矛盾全部攤開。本文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鬥爭框架，分析這場爭議的結構性邏輯：為什麼它會發生、為什麼吵不出共識、誰從這個僵局中獲益。
統一戰線的當代變形
毛澤東在 1939 年說過：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排在第一位。這個概念最早來自恩格斯 1840 年的文章，列寧付諸實踐，邏輯很簡單：「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盡可能擴大己方陣營，孤立對手。
中共對台統戰並不新鮮。但過去的統戰對象主要是政黨、商界、宗教團體和特定的政治人物。中配這個群體的特殊性在於：他們同時是「中國人」和「台灣人」，在法律上的身分歸屬恰好卡在兩岸定位的斷裂帶上。這使得中配參政權天然就是一個統戰議題，不需要任何人刻意操作，只要推上政治舞台，它就會自動撕裂台灣社會的內部共識。
2024 年大選前，民眾黨一度想提名中配徐春鶯列入不分區立委名單。徐春鶯後來婉拒，但國民黨的李霞排在第 17 名、民眾黨的李貞秀排在第 15 名。兩黨各放了一位中配在名單裡，位次都低到幾乎不可能當選。這個安排的政治信號很明確：表態支持中配權益，但不打算真的讓她們進國會。
民眾黨的兩年條款改變了計算。當前八名立委在 2026 年 1 月底卸任，李貞秀就遞補上來了。一個原本設計為「姿態」的安排，變成了「事實」。
統一戰線理論的要點是：你不需要直接控制每一個棋子，只需要創造一個結構，讓棋子在自身利益的驅動下朝你想要的方向移動。但「結構性驅動」和「主動配合」之間的界線，在實際政治操作中往往比理論上模糊得多。當一個政黨反覆在同一條斷層線上施壓，你很難用「純粹巧合」來解釋這種一致性。
矛盾激化作為策略工具
列寧主義有一條核心邏輯，在各種革命理論中反覆出現：既有體制的內部矛盾越尖銳，越有利於挑戰體制的一方。不怕矛盾，要主動去激化矛盾。
李貞秀就任立委，至少暴露了三層制度矛盾。
第一層：法律體系的內部衝突。 《兩岸條例》從頭到尾不把大陸地區人民當「外國人」處理，它規定中配設籍滿十年就可以登記參選公職。但《國籍法》第 20 條說公職人員不能有外國國籍。賴清德政府的立場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所以中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就是「外國國籍」，應適用《國籍法》。在野黨反駁：你自己的憲法都還寫著大陸是中華民國領土，怎麼突然大陸變外國了？
第二層：主權論述的自我矛盾。 內政部長劉世芳說得很直白：如果大陸地區不是外國，等於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中研院學者蘇彥圖也指出，台灣法律對兩岸關係的解釋本來就存在模糊和矛盾。這個模糊是刻意維持的，因為任何方向的明確化都會引爆更大的政治危機。中配參政權問題偏偏就戳在這個刻意模糊的位置上。
第三層：實務操作的死結。 就算你接受「中配應該放棄中國國籍」這個前提，放棄的路也走不通。李貞秀親自飛回衡陽，公安局不受理。陸委會自己也承認，目前沒有任何中配成功放棄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學者葉耀元的說法很精準：問題核心不在台灣，是中共不願意開放棄國籍的證明。
這三層矛盾疊在一起，政府怎麼回應都不對。允許中配不放棄國籍就當公職？國安疑慮。要求放棄但對方不讓退？制度性歧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外國？動搖自己的憲法基礎。不承認？那你拿什麼法律依據擋人？
從馬列的分析框架來看，這就是一個經典的「雙重束縛」（double bind）。而提名中配參選的政黨，不論其主觀意圖為何，客觀上就是在把體制推向這個束縛，逼體制暴露自己的裂縫。
馬列理論中，激化矛盾是手段。矛盾暴露後，挑戰者可以指著裂縫對群眾說：看，這個體制連自己的規則都說不清楚，它憑什麼管你？正當性的流失會累積，每一次無法自洽的回應都在加深侵蝕。
灌輸、群眾路線與話語權
列寧在《怎麼辦？》中主張，黨的首要任務是在所有人民階層中進行宣傳和鼓動，把政策和意圖滲透到群眾意識裡去。手段要通俗化，用群眾聽得懂的語言，拋棄術語和口號。
中配參政權這個議題的話語權結構天然不對稱。支持方的論述極其簡單：「我在台灣住了三十年，孩子都是台灣人，為什麼不讓我選？」反對方則需要解釋一大堆法律條文、國際法原則、國安風險評估和憲法理論。在通俗性的競爭中，支持方天生佔優勢。
李貞秀就職時的發言是這種不對稱的具體展現：她只有一本護照，中華民國護照；她從出生到現在沒拿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她對著中華民國憲法宣誓，唯一效忠中華民國。這些話不需要任何法律知識就能理解，而且在情感上很有說服力。
台灣的中配超過三十萬人，加上配偶、子女和姻親網絡，這個群體的選票動員力相當可觀。提名中配參選，不管成不成功，都在做一件列寧主義意義上的組織工作：把分散的個體凝聚成一個有政治身分認同的群體。讓這些人感覺到「你們跟我一樣被不公平對待」，然後把投票箱指給他們看。
2024 年 12 月陸委會民調顯示，74% 的台灣民眾認為中配擔任立委等公職需要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這個數字看起來是反對方的有力論據。但這裡有一個結構性的弔詭：只要放棄國籍這條路在實務上走不通，這 74% 的民意就只是在支持一個無法執行的要求。而「連這樣的要求都執行不了」這件事本身，恰好可以被反覆用來論證現行制度有多荒謬。民意本身成了矛盾激化的素材。
法律戰作為上層建築的鬥爭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命題之一是：法律屬於上層建築，反映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當一個政黨持續挑戰選舉法規對中配的限制時，不論當事人是否讀過馬克思，客觀上的論述邏輯和馬克思主義對法律的批判是同構的：這套法律不是中立的，它是特定政治立場的產物。
國民黨傅崐萁 2025 年 11 月提出的《國籍法》修正草案，主張在法條中明確排除中配適用放棄國籍規定。民進黨和部分學者立即反彈。葉耀元問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什麼中配可以特定立法不受國籍法規範？其他國家的配偶都沒有這個問題，為什麼要為中國設例外？
律師陳怡凱則從另一個角度切入：聲援中配在台灣的參政權本身就矛盾，因為中國人在中國國內都沒有平等的參政權。你真的在乎中國人的參政權，應該去結束中國的專制統治。
這些反駁在法理上都有道理。但馬列框架的分析重點不在於哪一方的法律論述更正確，而在於：每一次交鋒都在消耗體制的正當性。當政府需要動用越來越複雜的法律解釋來阻擋一個「住了三十年的台灣人」參政，而且那些解釋之間還互相矛盾，整個法律體系的公信力就在一點一點流失。
這正是葛蘭西所說的「陣地戰」（war of position）的邏輯：不需要一次性推翻體制，只需要在文化和制度層面持續消耗對方的霸權正當性。每一場法律爭議、每一個被媒體放大的「不公平」案例，都是陣地戰中的一次推進。
多線推進的統一戰線佈局
把視野拉遠一點。2024 年到 2026 年間，國民黨立委傅崐萁三度訪中、提出花東三法、離島自貿區修法、國防預算大幅刪減。民眾黨在中配入籍年限、兩年條款、黃國昌帶領李貞秀見習等議題上頻繁操作。這些事件看起來各自獨立，但如果用統一戰線的視角來讀，它們可能構成一個更大的圖景：經濟、國防、身分政治同時推進。
中配參政權是其中身分政治的一條線。它的功能不是孤立的。當你把國防預算刪了，離島要搞自貿區，同時又在推動讓未放棄中國籍的人當立委，這些操作合在一起，指向的是同一個方向：降低台灣的防禦意識和制度性防護。
用毛澤東的話說，統一戰線的核心是區別敵我、判斷形勢、洞悉各方力量分布。在台灣的多黨民主體制下，這個工作不需要中共親自下場。只要有政黨願意在特定議題上配合推動，統戰的效果就會透過民主程序本身來實現。這是統一戰線最厲害的地方：利用敵方的制度優勢來攻擊敵方。民主體制的開放性，成了統戰可以穿透的縫隙。
問題不只是「客觀效果恰好一致」。當同一批政治人物同時在經濟、國防、身分政治三條線上推進，而這三條線恰好都指向削弱台灣對中國的制度性防護，「巧合」這個解釋的說服力就越來越薄。統一戰線不需要所有參與者都是自覺的執行者，但它需要有人願意在關鍵位置上推動。台灣內部不缺這樣的人。
誰在搖鎖
把前面幾節的分析串起來，圖像已經很清楚了。矛盾不是自然浮現的，它被刻意製造，然後被主動利用。
外部那一端：北京用國籍法製造了一把鎖。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絕受理中配的退籍申請，這是政策選擇。它精準地讓台灣的公職國籍要求變成一個無法執行的規定。這把鎖不需要北京派人來搖，但北京很清楚它放在那裡會產生什麼效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法本身就是一台持續運轉的矛盾生產機器，它不斷製造出台灣法律體系無法消化的例外狀態。
內部那一端：台灣有政治力量在主動搖這把鎖。傅崐萁提修法、民眾黨把中配放進不分區名單、黃國昌帶李貞秀見習。這些操作不是各自獨立的即興演出，它們在時間序列上互相呼應，在議題設定上互相增幅。把國防預算砍了，同時推中配進國會，同時推離島自貿區。你可以說每一件事各有各的理由，但當所有理由加在一起都指向同一個方向，「巧合」就不再是充分的解釋。
這兩端之間的關係，正是統一戰線最精巧的結構：外部製造條件，內部執行推進，而整個過程透過民主程序完成，看起來像是正常的政治運作。法律爭議和被媒體放大的「不公平」案例，都在消耗台灣法律體系的公信力。而公信力一旦流失到某個臨界點，受損的不只是中配參政權這一個議題，整個法治體系對其他國安相關議題的約束力都會連帶鬆動。
馬列主義教的是怎麼利用矛盾。但這場爭議告訴我們的是：矛盾不只是被利用，它從一開始就是被製造出來的。製造者在海峽對岸，利用者在海峽兩邊。